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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廉政建设法治与文化因素探析 　　摘要:新加坡廉政建设是与其具有良好的法治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的。一方面,贪污调查局、商业事务局等专业机构的有效侦查与监督使任何腐败行为都会被及时侦查出来,而严谨的法律体系使任何贪污腐败行为都会受到严惩,这就使人们不敢贪污。另一方面,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儒家文化与西方廉政文化的融合,对民众持续不断的廉政教育,积极的社会参与形成了治理腐败现象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使人们不愿贪污。法治与文化双重因素有效地促进了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这些经验对我们治理中国的廉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法治因素;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3―0080―04 　　收稿日期:2009-0l-10 　　作者简介:高勇(1980),男,河南南召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新加坡不仅以其高度发展的经济、优雅舒适的环境闻名于世,更因其对腐败现象的有效治理而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新加坡廉政建设获得如此成就是与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较多论述并取得了较大成果。第一类是国际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如透明国际、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等机构的研究成果。第二类是学者的相关著述,如刘国雄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严实编著的《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一书,探讨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诸多方面;在张永和的《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3年)、刘建立编译的《开国元勋――李光耀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中,均论述到李光耀及其政府严厉惩治腐败的措施。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与比较视角进行探讨的论著,有宋长国的《各国廉政建设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等;吕元礼的《新加坡廉政之道的全方位剖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蔡定剑的《新加坡,“廉政”并非高薪养》(《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8期)及其《我们向新加坡学什么》(《企业文化))2006年第l期)、邵留成的《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新加坡在治理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方面作出的努力。在笔者看来,新加坡廉政建设与法治和文化因素两方面的作用密切相关,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双向动力,这对于我们建立健全廉政教育体制、法律制度、监督机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严厉的法治使人们不敢贪污 　　 　　严厉的法治是廉政建设的强大保障,构筑一个有效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对腐败行为产生强大威慑力,从而使人们不敢贪污。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公平的执法队伍与有效治理腐败的机构,这正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1.严谨而全面的法律体系使反腐有法可依 　　李光耀早在1967年就指出,必须通过“法律的革新”才能有效地治理腐败。因此,新加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使法律对腐败者产生极高威慑力。 　　新加坡制定、修订并完善了诸如《反贪污法》、《公务员法》、《公务员指导手册和纪律条款》、《预防贪污贿赂法》、《没收贪污贿赂利益法》、《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财产审核法》、《中央公积金制度》等,从而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全面的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通过这些法律、条例,新加坡确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品德考核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同时也制定了公务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规定公务员每天记日记并要经常接受检查,主管官员要及时从这些日记中考核下级的行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主管官员就会被“连坐”而受到惩罚;在公务员受贿案件中实行有罪推定原则,并且通过用监视、跟踪的方法所取得的资料可以被用作证据;当事人如果不能对其所得财产及时申报,而又无法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即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其贪污,也会对当事人作有罪处罚。李光耀指出:“如果任何一名官员被发现拥有无法解释的财富,而又不能提出非由贪污得来的确证,他的全部财产是可以被没收的。”对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所收受的礼品也有极严格的规定:第一,不得接受公众人士赠送的任何礼物、钱财或参加其他利益性活动,如娱乐活动、免费旅行等;第二,除非在退休时,否则公务人员不得接受下属送礼或参加娱乐应酬活动。如果公务人员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时,则必须向常任秘书写报告,申报所接受礼品的价值、名称等内容;所接受的礼品不得超过300美元;第三,特殊情况下,如无法拒绝或拒绝则不近人情时,可暂时把礼品收下来,然后向上级报告,并将礼品上交。如本人需要这个礼品,经上级批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