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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廉政建设经济与地理因素分析 　　[摘要]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经验分析，我们发现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斐然成就除了与其领导人的强烈治腐决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严格公平的执法、儒家与西方相结合的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外，其独特的经济与地理条件也是我们研究新加坡廉政建设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对于全面认识新加坡廉政建设以及我们思考中国腐败治理具有较好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经济；地理 　　[作者简介]陈胜才，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西　九江　332005；高勇，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384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12-0070-04 　　 　　新加坡以其高度发展的经济、优雅舒适的环境以及有效政府闻名于世，更因其对腐败现象的有效治理而受到普遍赞誉。在“透明国际”和“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两个全球专业反腐败机构的持续研究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洁政府的排名中长期分别位居前五和第一，在国际上赢得了透明、廉洁、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新加坡廉政建设获得如此美誉，与诸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国内外学界对此已多有论述；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未能充分重视新加坡独特的经济与地理因素。虽然这两个因素相对于政治、法律与文化方面的作用确乎处于次要地位，或者说也仅提供了物质与地理上的条件，而不是先决条件，但不注意这两方面，就可能无法全面认识新加坡廉政建设取得斐然成就的特定缘由，也可能会在借鉴时得出片面的结论。 　　 　　一、经济因素分析 　　 　　虽然从事实的逻辑来看，廉政建设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也为其廉政建设持续有效推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一)世界范围的推断和证明 　　这个推断首先可以从世界范围的分析中得到部分印证。透明国际指出：“虽然经济发达并不是腐败的绝缘体，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爱尔兰在过去10年里，其腐败程度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在一些低收入国家，腐败状况也可以得到极大改善。”但通过对透明国际与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10多年来的调查可以发现，清廉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达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居于世界前列，而贫穷程度与腐败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透明国际分析道：“清廉指数显示腐败与贫困之怪圈关系。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逾四分之三国家得分在5分以下，其中包括所有低收入国家和几乎全部非洲国家。”在2007年，“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贫穷与腐败存在因果关系。40％以上得分低于3分的国家腐败猖獗，他们都是被世界银行列为低收入国家……在很多地方陷入“腐败―贫穷―更腐败一更贫穷的怪圈”。在经济发达与清廉之间、经济贫困与腐败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经济发达可以为政治稳定、利益群体问冲突的协调、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监督政府行为、法制机构有效行动提供基础，而这些为一个相对廉洁的公共部门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经济因素在新加坡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在新加坡廉政建设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先有廉政，后有经济发展；政府认识到腐败会阻碍经济发展，首先要实现政府的高效、清廉。因此。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清廉的结果。但在经济发展之后，如何实现廉政建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加坡这个政府主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主导的(新或软)权威主义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的腾飞为廉政建设的提供物质基础的作用在此后也开始显现出来：政府机构的不断精简与优化、先进仪器设备的采用、公务员的培训、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这些对于廉政建设无比重要的因素都获得了有效的经济支撑。 　　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公务员高薪政策。李光耀及其后的新加坡政府一直遵循j隋英治国理念，认为招募与保持一支高素质的公职人员队伍对于实现政府效率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正如吴作栋指出的：“如果我无法召募到廉洁和能干的男女进入内阁，将不能使内阁维持高度的廉洁标准。也无法保证内阁能胜任，政府素质将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跟着下跌。”而合理的薪酬激励是有效招募高素质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在经济不发达时，李光耀就屡屡为此担忧。他在1965年时说：“过去几年，为了保留那些精明能干的人才和专家，我碰到好些困难。我确实很难找到优秀的部长。因为很少人能够像我的律政部长那样，准备做一份更繁重的差事，而只拿到他过去当律师时收入的三分之一的酬劳。”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腾飞、择业空间明显扩大，企业界的诱惑就越来越强了，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大多以企业为就业取向。此时，如果不能及时提高公务员待遇，就会极大危及其治国方法，即政府若在经济报酬上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不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