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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后来者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各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治理变革的浪潮，从控制走向协调，以治理代替管理已成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德国大学治理有其教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础，同时这种治理经验可以为中国大学治理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关键词：德国；公共管理；大学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6-0173-02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八千万的国家，德国是最大的欧盟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几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公立的，而他们的基础财政支持均来源于他们所在的联邦各州。根据宪法，十六个州全权负责各自所有的教育和文化事务，各州会根据各自的议会代表的要求而调整有关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并通过合作教育规划常务委员会的存在来协调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科学委员会是一个涉及所有高等教育问题和科技政策的问题的咨询机构，它主要由科学家代表和政府代表两部分组成。 　　在德国的政府和大学之间有三个重要中介，一是德国研究促进会（DFG），是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资金提供机构，DFG提供了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外部资金的40%以上，各州和联邦政府共同负担DFG的财政预算；二是德国校长议会（HRK），是由德国高校和高等教育系统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三是德国高等教育协会（DHV），是由德国教授组成的专业组织。 　　德国的大学组织同时属于教育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子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教育决策者们不得不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而增加学生的数量，从而应付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对于学历的要求，因此德国的大学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化教育。一直到70年代短短20年内，大学数量大幅增长。很多新大学纷纷建立，同时伴随着旧的大学扩大他们的办学场所和师资力量。而伴随着学生增长而导致的教师负担量增大和师生比例失调也被认为是短暂的。大学必须满足这种科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大学教授宣称一定程度上将“实践”纳入自己研究的范畴，因为自二战后，其他国家的大学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大学外部机构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最终，这些大学和教授们也许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函数研究实验室，普朗克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及其他的大学科研院所或机构等。这不仅意味着大学教授们会失去最吸引他们的工作、会失去在同行中的特殊地位，而且意味着大学和那些应用类学校不再有区别。而后者更是阻止了大学将相关研究集中委托给应用类的学校。如果大学想要维持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纯粹地位的话，他们就不能忽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一、德国大学传统治理与新公共管理 　　根据克拉克的观点，传统治理模式是德国大学由政府调控和由教授自制结合而成的“学术寡头”。十九世纪初，洪堡的思想是“独立并且自由”，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被当做政治回报而获得专制政府的资助。从法律上讲大学被认为是具有公共服务和自治权利的双重性质团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自治权一直很低，但是大学教授在教学及科研方面的自治权却相当高，教授是德国大学最重要的支柱――大学如果相当于一把椅子，那么教授就类似于成千上万的小零件。从“椅子所有者”的观点来看，大学及其各部门就是一个属于其职工地方性的法人组织，这是一种特殊的非正规权力的制度化。 　　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类似于OECD的国际组织中，新公共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政府适应新公共机构的塑造和追求更有效率的表现而被提出。在德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荷兰的各城市改革而出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出现在德国的大学中，关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争论在公共部门中一直没有停歇。新公共管理运动与传统治理模式大相径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官僚制管理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威，而新公共管理政府则是扮演调控者的角色，只有在特定的环境或情况下对人事或财务问题进行监管。 　　第二，在过去的管理模式中，外部指导性活动通常直接设立大学的目标或直接给大学建议。在公立大学中，政府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并不是唯一的。它可以以某些权力来指导其他机构――例如中介机构、独立机构或者大学经济和社会代表大会。 　　第三，在学术自治方面，学术自治机构在大学里是专门的学术组织，这种机制通过合议决策和同行评价制度化来决策学术问题例如在供资机构的决定上。 　　第四，在大学校长的角色上实行分级管理，在内部目标设置、管理和决策上，实行校长、院长分级管理。 　　第五，在稀缺资源方面，例如资金、人才、威望方面，在大学之间发生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但却可以称之为“准市场”，在这个“准市场”上，可以从客户的需求拉动来进行绩效评估。 　　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浓厚的学术自治特色伴随着国家传统官僚调控而发展。相比之下，新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