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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电影资源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探索 　　摘 要：新世纪以来，电影与文学的频繁联姻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拓宽思路，多元化地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比较研究，为文学和电影的互动发展提供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议。 　　关键词：新世纪 电影 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研究 互动 　　历经百年春秋的中国电影一直与浩如烟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携手前行，彼此汲取滋养，实现互动发展。一方面文学作品长久以来充当着电影的灵感源泉和创作沃土，优秀的文学文本催生了众多经典的电影作品；另一方面，随着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学愈发地依赖电影等传播手段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多的读者，是通过电影开始了解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的。文学的电影化和电影的文学化有利于推进两种艺术形式的变革发展，为新世纪文学和电影的双赢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是局限于内部即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图像、音响和网络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也改变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我们应在立足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探索适应新世纪文学环境的研究思路。其中，跨学科的比较视野对于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十分显著的方法论意义。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比较就一直是研究界关注的热点，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种研究路径：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 　　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 　　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