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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程中合理不合法现象制度经济学思考 　　[摘 要]“合理不合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难题之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客观必然性，树立“先立法、后行动”的立法观，以改革精神反思经济法律，构筑“经济－法律”良性互动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 合理合法 理性思考 　　作者简介：韦革（1967―），男，广西都安人，壮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经济学在读博士。 　　 　　在改革进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违法现象，一种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和形形色色的欺诈现象等等。另一种是“合理不合法”，例如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省小岗村包产到户行为等等。这种现象的合理之处在于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不合法之处在于它在与现行的法律制度相悖。对于前者，我们自然应该严厉批评和严加惩罚。对于后者，如果加以批评和惩罚，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而如果不加以批评和惩罚，可能会导致法律权威的弱化。因而“合理不合法”现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难题之一，需要我们从理论高度上加以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一、“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必然性 　　在社会发展与演进中，一般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首先发生变革，然后才是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相应变革。这样，法律制度就具有发展的相对“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必然导致“合理不合法”的现象。因为先于法律制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往往是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看来，制度变迁存在着利益摩擦和阻滞因素，潜在利润的出现和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制度变迁的时滞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一，认知和组织时滞，即从辨认外部利润到组织初次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其二，发明时滞，即制度创新需要的时间。其三，菜单选择时滞，即搜寻已知的可替换的单子和从中选定一个能满足初次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安排的时间。其四，启动时滞，即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和开始旨在获取外部利润的实际经营之间存在着时滞。一般来说，个人制度安排的总时滞应该小于自愿合作的制度安排的总时滞，反过来，前两种安排的总时滞又要小于政府性替代安排。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潜在利益的出现，个人和民间团体的行动规范往往先于政府的法律和其他规范，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规范的摩擦现象，进而出现经济主体行为“合理不合法”的现象。 　　从中国改革实践来看，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往往都是受“离经叛道者”推动，通过规避现行法律和政策来取得的。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指出的“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正式制度没有改，正式的‘名称’没有变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动，改变了事实上的行为约束，创造出了各种新的经济关系，使人们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苏力先生也认为，自19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都可被视为一种对当时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避。例如，没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对现行政策的规避，也就没有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因 “合理不合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二、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合理不合法”现象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合理不合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合理不合法”现象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又存在特殊性。一方面，由于造成“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各种因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起作用，放大了“合理不合法”现象，“合理不合法”现象表现出了集中性和尖锐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引发“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因素相比，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诱发“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因素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一）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战略引发的“合理不合法”现象 　　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具有特殊性，因此与前苏联等国家的改革战略相比，中国的改革战略就具有渐进的特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战略的特点是（1）先农村后城市，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2）先沿海后内地，改革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推进。（3）先体制外后体制内，改革从体制外（增量领域）向体制内(存量领域)逐步推进。（4）先经济后政治，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领域逐步推进。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的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但是，这种以趋易避难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比较难办的问题留在后面，必然会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和双重体制长期并存。因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及其相关的制度的摩擦不可避免。这就是，与改革不相适应的现行法律因其中反映的旧体制的内容变得“合法不合理”，而合乎改革要求的一些改革举措又因为有悖于现行法律而变得“合理不合法”。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