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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思维方式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中德人权对话”研讨会上发言的修订稿。中德人权对话已有10年历史，人权对话已成为两国战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德人权对话的主题为“人权与和谐社会”。 　　 　　我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一个主要论点――公/私界限和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我们都会承认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很多国家的立法要求政府官员公布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在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公共资金救市浪潮中，许多美国民众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过高收入不满，今后也不排除要求他们公布个人财产的可能。这个例子说明“隐私权”是相对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公私界限。实际上，中国古代传统和当代政治文化都强调个人权利的相对性，并强调权利总是伴随着责任。德国宪法（即《德国联邦基本法》）第十四章在规定私人财产权时，也明确说明财产权利伴随着社会责任，而这在美国宪法中是没有的。 　　承认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意味着公/私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当我们划定“私人”的领域时，也就划定了“个人权利”的领域。我之所以强调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是为了在政治哲学上说明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公／私界限。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英国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划分公私界限的标准：一个行为如果“只影响行为者本人”，就属于政府和他人不应干涉的私人领域。但复杂性在于：什么算“影响”？穆斯林女生在学校戴面纱对其他学生有无“影响”？对此显然没有绝对的和普遍接受的答案。因此，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划分公与私？某一种具体的划分方式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例如，1976年德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要求2000人以上的公司的监事会必须有50%的职工代表，这是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公司股东的私有财产权的界限？ 　　在政治哲学上说明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公／私界限，有助于我们澄清一种流行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把所谓“亚洲价值”（社会的有序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和“西方价值”（普遍人权的优先性）对立起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和西方都强调尊重普遍人权，但对人权的理解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在中国和西方内部对人权也有着竞争性的理解。例如，德国宪法第二章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展其个性，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宪法与道德秩序。但是，究竟怎样才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宪法与道德秩序”呢？对这个问题，即使在德国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1957年德国著名的Elfes护照案（6BVerfGE 32）很能说明这一点。Elfes先生1947年作为基督教民主党成员当选为North Rhine-Westphalia州议员，后因反对西德政府的国防政策和统一政策而被吊销了护照。他认为政府的这一举措违反了宪法第二章规定的“自由发展其个性”所需要的迁徙权。但是，宪法法院仍然判定，德国1952年通过的《护照法》关于“必须对危害国家内外安全的护照申请人拒绝发放护照”的规定是符合宪法的 。【1】 　　200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当年联合国用“人权”(human rights)一词，而不用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一词，是有深刻含义的――它意味着公／私界限和个人权利的相对性与动态性。认清个人权利和公／私界限的相对性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摆脱“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的绝对化思维方式，从而更实质性地保护和实现公民的合法的基本权利。 　　下面，我将简要说明，如果我们摆脱了“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的绝对化思维方式，中国和德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可以在死刑、新闻、言论自由和工会组织三大问题上，更富有成效地开展人权对话。 　　 　　（一）死刑 　　认清个人权利和公／私界限的相对性的意义之一，是说明死刑的存在本身不能作为中国不尊重人权的证据。中国和美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废除死刑，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的多数民众还没有废除死刑的要求。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主价值”和“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民主意志和少数罪犯的生存权之间的冲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复核死刑案件将依法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办理，坚持全面审查。原则上要提讯被告人，当面听取被告人的意见。被告人还可以通过信函的方式，向合议庭提出自己的辩解意见。这一上收死刑核准权的新法律，是中国保护罪犯人权的重大发展。 　　 　　（二）新闻、言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