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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整改革和经济增长探索 　　[摘 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非正常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国民经济调整，在调整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调整结束时实现了改革的突破。在改革措施的推动下，经济高速增长重新出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反过来又阻滞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整；改革；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D601；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01-05 　　“保增长”与“促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始终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从根本上看，两个问题具有一致性，分别关注经济发展的当前速度和长远动力。但在特定时期，增长优先还是改革优先，并没有单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处于动态发展的“坐标系”中，且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是“稳”还是“进”的问题。因此，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始终面临的问题和必然遵循的规律，也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探索。研究这一探索历程，对于拓展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和经济工作史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学术意义，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从1979到1985年这一时间段，党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把握，对于党此后的探索历程具有开创性和样板意义。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探索构成了改革开放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主要内容，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史领域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一、从“高速度发展”到国民经济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改变“文革”中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受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情绪支配，全党上下掀起了“大干快上”的热潮。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全面继承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进行“全面跃进”，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7年底，党又提出在2000年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贯彻上述任务，1978年2月相继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一系列计划超前、指标过高的具体目标。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由于政治局势稳定和经济秩序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在这两年得到较快恢复，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得以扭转。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13.5%；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0多种产品的产量比上年增加，其中有2/3多的产品比上年增长15%以上，财政收入比1977年增长28.2%。[2]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7.7%，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主要农产品都有较多增长。[3]然而，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是多年停滞以后的回升，同时也与国家基建投资大幅增加有关。1978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增加到415亿元，比1977年增长25%，成为50年代“大跃进”之后增长最高的年份。[4]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规模过大，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给长期处于困难局面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一步提升了经济建设投资的热度，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在197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失调。针对这种局面，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5]陈云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6]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经济形势，根据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建议，确定了以“调整”为核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由此启动。 　　虽然“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的前进”[7]，但调整在党内还是引发了争论。许多部门和地方就对基建项目的下马持消极态度，甚至进行抵制。《人民日报》措辞严厉地批评说：“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