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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引入须以正确价值导向为前提 　　[关键词]价值导向，历史评价，历史价值，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3-0062-05 　　葛兆光先生指出，“历史真正的普遍的意义仍然在于布罗代尔说的‘国民意识’的建构……是一种关于故乡的温馨感受，使人们一想起故乡就觉得亲切，使互不相识的人一提到共同的故乡就有‘同乡’甚至‘同根’感觉，‘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始终存在着眷念，这就是历史的价值”。先生倡导的历史其实就是国家认同的构建、人文情怀的涵养，那么这种价值导向又该如何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落实呢？ 　　笔者最近拜读了《历史教学》2016年第11期《明辨动机和效果，解构当政者的权力博弈及政策取向》一文，陈卫华老师借助政治学的权力博弈理论和心理学哲学的动机与效果理论探究当政者的政策取向，解读视角可谓新颖独特。但反复研读后，笔者发现将陈老师介绍的新方法贯彻到中学历史教学实际中，还有一些困难，尤其在价值观引导方面，笔者也和陈老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而笔者撰写此文，试图讨论新方法的使用应该以正确的价值导向为前提，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感。 　　一、有必要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视角，理性看待封建统治者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大一统”，历代帝王和百姓也向往统一格局下的太平盛世，今天我们也比较重视对历史上盛世局面的探讨，而杰出帝王为成就盛世局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陈老师一文从决策动机的角度，将帝王用战争方式结束分裂、巩固统一的过程看作权力博弈的过程、是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过程，仿佛是在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评价封建统治者。教学时，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教育现在的孩子们，似乎不太合适。笔者以为，评价历代帝王实现统一、维护统一的行为，应该把握以下原则。 　　首先，对于历史人物用战争方式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行为，应该结合时代条件予以高度评价。尽管结束分裂的战争同样会带来巨大浩劫，但“为实现大一统局面而发动的战争”历来被视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是一种必需的正义战争。因??，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来看，割据政权的灭亡是必然的，合理的，通过无数次战争，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因而缔造大一统的秦始皇、隋文帝等历代帝王应该得到高度赞扬，而世人则往往对后主李煜、高宗赵构等缺乏雄心、偏安一隅的人物，评价较低。因为，统一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在分裂时期，统治者也无不以正统自居，以恢复统一为号召；非汉族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大一统的理念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 　　其次，对于历史人物用战争方式维护统一的行为，应该予以客观评价。对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入侵者，左宗棠收复新疆、林则徐抗击英军等行为，我们没必要指责他们维护封建统治，效忠于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而应该对他们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为给予高度肯定。对从生存战争转变为扩张战争的行为，应该结合动机与效果的理论辩证看待，我们既要看到历史进步的悲情色彩，又要通过历代疆域的变迁了解古老中国的发展过程。历史进程表明：“如果每一位君主都只满足于保住祖宗基业，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假定当年的摄政王恪守不扩张不侵略的正义原则，中国统一的历史必然因此而重写，或许永远不会出现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极盛版图。” 　　此外，对于历史人物用战争之外的手段巩固统一的行为，要结合时代条件予以“同情的理解”。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等行为，我们光有谴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深刻探讨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历史遗产的巨大惯性，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新生矛盾的交叠重压，正是在非常规的局面中采取非常规手段的最为可能的理由。”对汉武帝晚年制造“巫蛊之祸”，我们也应该深度解析，田余庆先生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更应该看到，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古老中国文明的根基，汉武帝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则将汉朝带入鼎盛时期。因而，对历代杰出帝王，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即“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削足适履地用现时的观念与标准去评判他们，否则他们都很难摆脱大独裁者及其帮凶的头衔，这样历史就会沦于一种儿童式的漫画。”同样，尽管清朝初期实行过一些残暴措施，但这个新生政权迅速走上了康乾盛世的治世局面，“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在明朝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在明以前的太平盛世也是很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清朝使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就是汉唐盛世也不能与之相比”。同样，对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与其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