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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思考 　　[摘 要] 政治经济学能否运用数学并形式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的考察本文发现,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形式化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一种趋势;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应当符合政治经济学的要求,符合数学规范和形式化要求,应当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数学逻辑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19[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9-0033-06 　　 　　一、政治经济学能否运用数学 　　 　　政治经济学作为标准的理论经济学能否运用数学,一直有争论。[1]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结构的创新,出现了将政治经济学形式化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再度引起了明显的学术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形式化、数学化是否代表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经济学能否运用数学。[2][3][4]作为对这一长期争论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从回顾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获得一些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共识性的启发。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运用数学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统。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政治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大体上限于数值运算和统计分析,尽管在魁奈和李嘉图的著作中能够读出用数学来表达经济思想的内容。与前人不同,马克思在继承数值运算和统计分析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用数学来表达经济思想的方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有大量定义方程,而且有大量用文字描述的函数方程和控制论模型。在数学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不仅使用了平均分析、比例分析这些属于常量数学的方法,而且使用了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动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这些本质上属于变量数学的方法。在数学运用的范围上,马克思不仅在反映经济关系的量的方面广泛运用数学,而且在反映经济关系的质的方面也运用数学、运用一套符号化的表达即数理表达。 　　可以说马克思创造了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符号体系和数学模型系统,创造了在抽象水平上运用数学的范例,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致于在森岛通夫“看来,马克思在数理经济学的历史上应当拥有与瓦尔拉斯一样高的地位”。[5] 　　马克思以后,在列宁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早期著作中,仍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的传统。例如,为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不可避免性,列宁给出了一个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数学模型。 　　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形成了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研究兴趣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采取的范式,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采取的范式。前一种范式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发掘《资本论》中蕴涵的数学运用,强调对《资本论》原理的数学证明,并用现代数学来重述这些原理,从而将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这种数学化可以分为专题性的和系统性的两类。在专题性方面,最典型的是可以追溯到由凯特鲍维茨经典论文引起的、围绕转形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5][6]争论在将转形问题数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森岛通夫(1973)、约翰#8226;E#8226;罗默(1981)等一批著名学者特别关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剥削、转形、利润率下降、再生产、增长和危机等经典课题,并用数学模型重述和形式化这些课题。[7][8] 　　在专题性方面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的工作。在《有效需求与就业理论》(1947)一文中,克莱因考察并比较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9]克莱因认为: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惯例框架中不能对萧条问题得到正确的分析,而马克思的理论则非常适合研究这个问题。马克思直接研究了阶级的行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单位不仅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有工人和资本家,他们利益的根本冲突可以更容易抽象成系统中不断变动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优于凯恩斯和古典经济学的地方。克莱因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蕴涵着可用来构建方程系统的假设。根据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再生产理论以及数字例子,克莱因抽象出其中可检验假设,构建了一个含有6个内生变量和6个方程构成的马克思完备系统方程集。克莱因运用计量方法对马克思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估计出来的参数在大小上非常合理,模型与观察的数据拟合得非常好,实际上工人和资本家的行为与马克思模型所给出的行为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的模型不是主观臆测的。按克莱因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像这样具有可检验蕴涵的函数方程集还有很多,他给出的模型不是将《资本论》数学化的唯一形式。并且,克莱因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图式是理论建模的先驱。可惜的是,克莱因的这些工作长期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界应有的重视。 　　在将马克思经济学系统数学化方面,日本学者盐泽由典的工作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