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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叙事比较下悲剧精神研究 　　内容摘要：小说和电影都属于叙事艺术，很多电影的拍摄都离不开小说。但是电影又不是对小说文本的直接复制，而是根据电影拍摄的需要，或者创作者自身对作品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对小说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动，这样的变化对于不同文本情感的表达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活着》这部笼罩在悲剧之中的小说和以这部小说为基础改编拍摄的电影悲剧情感的表达也不尽相同。本文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中的“个体体验”与“叙事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两个文本之间悲剧精神表达上的差异。 　　关键词：生活 比较研究 叙述 余华 张艺谋 　　余华的《活着》是当代先锋文学代表作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以余华、苏童等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异军突起，续接了自文革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流派在文学流派传承上数年断裂。1994年，张艺谋在《活着》小说出版后不久便将其搬上了大荧幕，由于种种原因，在十几年间该片一直被贴上“地下电影”的标签而未能正式公映。余华和张艺谋基本上出生于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这一代艺术家在作品艺术风格和内容表现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历史伤痕的隐约控诉以及执着于悲剧意象的营造，下面本文从三个方面的对比电影文本和文学文本中悲剧精神的体现。 　　一.叙述方式与个体经验的结合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活着》在叙述方式上有一个特点，第一叙述者是“我”。而“我”并不是整个故事的主角，只是一个因为工作需要到乡间采风的民歌工作者，偶然遇到一个老人名叫福贵，福贵在做农活时幽默的语言和奇怪的行为让“我”感到非常的好奇，或许是投缘，福贵向“我”讲起了他一生的经历，小说文本中，“我”的存在把故事分成了两个时空，一个时空是“我”和福贵所处在的时空――现在时，另一个时空是福贵所讲的故事里的时空――过去时。为了实现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的巧妙配合和灵活转化，小说作者余华设计了第一叙述者“我”，这使得小说文本更加鲜活。 　　余华曾经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革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当作一个背景出现，但是到电影中文革忽然就作为了一种主题出现，原因就是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七八岁，“文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朦胧的感觉，而张艺谋那时有十七岁，所以他的记忆是很清楚的。”笔者认为，张艺谋对《活着》这部作品的创作和改编的部分表明生活经历对于创作者的动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影为了进一步加深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凤霞死亡原因改编成由于护士没有经验，被关进牛棚里的医生却因为吃馒头时被噎到而不能跟随二喜去抢救难产的凤霞，这让凤霞的死增加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将矛头指向了社会历史时代而不是命运。比如，他们婚礼的举行都是文革式的，貌似是支持的态度；同时，镇长让福贵把属于旧社会产物的皮影通通烧毁的时候福贵有万般的无可奈何和不舍得，后来对于和福贵一家往来密切的春生、镇长都被打成走资派这件事情，福贵和家珍也感到不可思议。就连福贵那个工人阶级女婿二喜，当凤霞生孩子面临难产将要死亡的时候，也怀疑没有经验的护士根本不能治好凤霞，反而去接被关在牛棚里的医学教授，这些都说明了，不管是没落的地主阶级福贵还是工人阶级二喜，他们都不想信旧社会的产物都是害人的，也不相信专家都是“牛鬼蛇神”，反而非常的敬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影片时间跨度上很大，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时期一段中，这让文革成为了影片的主题和背景，文革思想对于福贵一家人的影响我们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比如凤霞和二喜相亲见面的时候，镇长特别强调了二喜的家庭成份非常好，是工农阶级，虽然是没落的地主阶级福贵也积极向文革思想靠拢，他指着他家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这些支持革命的证明，表明二喜家和自己家很般配。这些行为都是只有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有的，导演张艺谋将福贵的故事镶嵌在文革这个时代背景下，用这些荒诞可笑的行为来表明政治生活对当时人们生活影响，和文革时期人们对于对于“活着”的理解，电影故事主题的调整和改变表明了张艺谋导演对文革时期的生活有着特殊而深刻记忆，也有着他对于小说《活着》自己的理解，那个时代的悲剧，他是深有体会的。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福贵一家人需要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大家必须对文革表现出服从、支持和信任，才能更好的在那个时代生存下去。 　　二.语言和影像叙事之间的互动 　　（一）场景和情节之间的互动 　　从细节上来说，将小说改编拍摄搬上荧幕的过程中，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往往会将文本的叙事情节做一些删改和调整，让影片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人物的形象和故事的主题更加鲜明的呈现给观众。比如说龙二在被枪毙之后，小说里有大量的文字描写福贵的心理活动。然而电影中，只是用福贵走出人群，急忙钻进巷子这样一个镜头进行交代。 　　影片中有庆死因的改变是有很大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