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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物学对伦理学影响 　　张立立　译 　　 　　摘要：生物伦理学试图改变传统伦理学的基础，把伦理学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认为由生物学认知的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提供了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主义，完全背离了理性主义伦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向前现代文明的倒退。 　　关键词：生物伦理学；理性伦理学；新生物学；自然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尤根?米特斯特拉斯教授（Juergen Mittelstrass）（1936―），德国著名哲学家，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科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欧洲学会（The Academy of Europe）会长，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士，曾获莱布尼茨奖，布克哈特作家奖等，从事生态伦理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立立（1974―），四川成都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从事生物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030-05收稿日期：2008-01-11 　　 　　哲学由于其本质及特性，有一种在原则的领域内运动的倾向，这就是从一种原则性的视角来看问题。因此，哲学的答案或者解决方法都是倾向于是无条件的。科学却一再地在科学研究对象的无限分类中尝试它的运气，并且经常发现，它正好处在据称是边界的地方。但是在哲学中，这样一种对原则路线的背离被认为是偏离正题（就哲学的真正任务而言），或者被认为是一种适合精神上怯懦的人的东西，他们发掘一个没人关心的哲学作家（philosophical author）或者一个没人有兴趣的（多半仅仅是传说的）哲学问题，然后作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些当然他们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专家来碰碰运气。 　　实际上，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对于哲学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无论何时，如果哲学看不到这点的话，也就是说，当它不再把自己的任务视为在一种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基本、更严格，因而更原则性的方式上研究问题时，它就把自己放松为智性的通常以历史为指向的边缘记录，而丧失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毫不奇怪的是，在伦理学中哲学也追随原则的道路，将应用伦理学的问题讨论放在伦理学基本原则下讨论，而其范式仍然是康德的道德律令。 　　汉斯?约拿斯在他的“技术文明的伦理学”中注意到，根据经典伦理学观点，人的条件（conditio humana）是由人和物的本质给定的，永远不变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善（对人而言）是很容易被确定的，如果行动的后果在原则上可以控制的话，那么责任就能清楚地被界定［1］（P1）。约拿斯认为，这种看法不再能够维持下去了。这既有哲学的原因（他试图用一种新的责任概念来解释）又有经验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和别的原因一起与人的条件（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辨别）的变化，与那种从基本的自然关系到技术关系的转变相关。无论这一结果在某些方面而言可能问题重重，然而正确的是他指出了，伦理学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可以隔离于发展――包括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反过来，这对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特别适用。 　　 　　一、自然作为我们的作品 　　 　　按照一种古老的定义，自然就是非人造的。今天，这个定义已经崩溃了。人并不是静静地和他自己的作品一起站在自然面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本身融入他的作品。通向这一发展的关键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生物学打开了一个新的从未为人预见到的视角。人正在干涉的不仅是生命的结构，而且甚至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结构。正如外在世界（外在自然）从某个时候起逐渐变成了一件人的作品，内在世界，人自己的内在（生物）本质，现在也正在变成人的作品了。现代生物学――关键词是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与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科学知识正在把我们逐渐推到一种不仅能够知道我们的（生物）本质，而且还能加以改变的位置上。那种古老的文艺复兴理念，也即，人不同于其他存在能够自己决定人的本质［2］（P17―43）――本质的意思是人的文化本质――再也不会在人的生物学本质这里打住了。真相是，人的条件在改变，而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它的生物学基础也在我们的处置之下了。这就对伦理学形成了一种完全新的重大的影响。 　　对于伦理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后果，必须区分两个方面：（1）对科学研究的后果，即科研需要一项伦理学评价，或者可能需要伦理学来规范；（2）对伦理学自己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伦理学的观点影响到后继研究；在第二种情况下，科研对伦理学自身有重大意义，甚至可能是以一种强迫性的修正的方式，影响那些参与到规范性地建构的伦理学中的对于人的本性的经验假设。正如没有人类学，这就是说，没有基本的对人的本性的假设［3］（P274―298），就没有伦理学一样，如果不知道人的生活的境况，也就没有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