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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与系统科学融合性研究 　　[摘要]系统科学是以整体论的方法研究复杂性系统的新兴学科，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又恰是复杂系统，因此制度外部环境、变迁(演化)、突变、协同、学习等成为系统科学和制度经济学共同关注的内容。但是从相关文献来看，这些关注仅仅是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的相互渗透，没有全面融合。因此，研究系统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性，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加以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系统科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10―0121―08 　　系统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系统的共同特性，探索系统的生成，演化和涌现等普遍规律的科学，与经典科学在方法论上有着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经典科学注重还原分析，而系统科学强调整体把握；经典科学追求简单性、必然性、决定论目标，而系统科学则探索复杂性、偶然性、非决定性问题；在对相关系统进行描述时，经典科学以个体描述为主，而系统科学以突出群体为主。 　　从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范式发展状况来看，以还原论、决定哲学观、一般均衡思想等方法论为指导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因素的思考，科斯等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期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自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法学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取得了广泛的研究成果。新制度经济学放弃了机械理性主义(instrumental rantionality)的假设，将制度作为约束条件，以交易成本为纽带，把制度和生产成本连接起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束缚，着重从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研究组织与制度之问的互动、制度环境、制度变迁(演化)、突变、协同、学习。而组织、外部环境、变迁(演化)、突变、协同、学习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理论共同关心的内容，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制度以及制度载体(组织)都是一个复杂自组织系统，另一方面系统科学恰是研究复杂系统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成为必然。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使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但都是不自觉的运用，不具有系统性，因此，有必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制度经济学的建设，使之更好揭示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实践。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系统科学的融合性相关文献梳理 　　针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及二者之间的融合性，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较少，研究的程度和领域也各不相同，本文首先对制度与系统、制度与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做一简单的文献梳理。 　　国外学者对制度与系统科学的融合性的研究较少。哈耶克(2000)指出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要把看似矛盾的制度供求因素系统地理解，必须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udith E.Innes、David E，Booher(1999)认为企业中协同作用的强弱是决定企业资源和组织制度系统变化状况的关键。David(1988)以QWERTY键盘的发展过程为例，分析了在技术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正反馈的路径依赖的现象。盐泽由典(1995)提出要把制度系统作为经济系统与系统要素之间的中间环节考虑进来，认为从复杂性和计算成本的角度上来更新经济学是完全必要的。 　　国内学者运用系统科学的部分理论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刘景林(1994)、康晓剑(1996)、汪浩(2000)运用一般系统论的观点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是个系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个系统工程，不能只是搞形式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没有触及其中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等，要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解决问题李志强(2002)提出制度系统论，并指出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制度系统中，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旭昆(2004)研究了制度系统演化的路径，认为其可能是单向突变式的也可能是单向渐进式的，也可能是反复式的演化，揭示了其演化的复杂性特征⑨。饶志明、郑丕谔(2008)提出企业制度分析的协同演化方法，研究了东亚华人家族企业制度。顾文涛、王以华、李东红、吴金希(2008)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企业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孙东川、李向荣(2001)、辛鸣(2005)、刘彬(2009)运用系统论分析了新制度主义、制度要素构成并得出相关结论。李志强、赵建凤(2007)、张晓辉、乔志强、于红莉(2010)将系统科学中熵的概念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提出制度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