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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素宗教观在五四时期影响 　　“五四”时期，杜威和罗素的学说风靡一时，对当时文化思潮有重要影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杜威与罗素都是无神论者，与杜威相比，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更为鲜明。他们的宗教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对宗教的看法，同时，也受到了赵紫宸、徐宝谦等基督教学者的批评。杜威和罗素的宗教观引起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学者们思考和争论这样几个问题：“信仰”的内涵应如何界定；宗教活动与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无相关性；怎样评价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关键词：杜威　罗素　宗教观　“五四”时期 　　作者：姚兴富，1965年生，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一 　　 　　杜威和罗素两位西方学者在“五四”运动前后分别来到中国，他们的学说也成了风靡一时的最流行思潮。有关杜威和罗素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很少提及他们二人的宗教立场或观点。有关他们的宗教态度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基督教学者王治心曾这样概述：“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两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领袖之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杜威和罗素二人不仅对“五四”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看法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 　　 　　二 　　 　　杜威在华期间并没有就宗教问题发表专门的演讲，他对宗教的看法只是散落在他的政治或教育方面的演说中。杜威承认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是属于自然派(naturalistic)和人道主义派(humanistic)的一边。他说：“我的哲学中完全不为一个绝对超越神圣的上帝留地位。”他承认，“对于宗教问题静默的缘故就是因为宗教是那样的为‘成见’、‘武断’所羁束，甚至叫人不愿提及。”他认为他的实验主义所要解决的最紧要问题是当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有关宇宙根源或人格性上帝问题。与当时欧美流行的观点一样，杜威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认为宗教是引起政治等各种纠纷的导火线。他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说道：“欧洲中古自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的一千年的历史，是宗教团体很胜利的时代。宗教的群既占势力，便把家庭、美术、教育、政治等群压将下去。因为宗教家有特别的见解，提倡独身不婚等事，因此便把家庭的兴趣灭杀了。宗教家重用精神，不重欲望，恐怕美术感动人的欲望太甚，所以又不注重美术，既便用美术，不过为他们宗教作奴隶罢了。宗教家又不敢提倡科学，恐怕推翻他们宗教上几个根本观念，结果又把教育的兴趣灭杀，把教育的团体压将下去。宗教家又反对政权，所以闹成一千多年的宗教战争，国家的群和教会的群两不相让，所以造成许多年政教冲突的历史。就是现在意大利还有许多地方尚在争执这个问题。”但是，杜威并没有全盘彻底地否定宗教的正面作用，他声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比哲学与道德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他说：“道德既坏了，应该维持它。寓宗教于道德中，就是维持的法子。但所说的宗教，并不是下愚的宗教，要有热心、有信仰心，在人生真正快乐上做工夫，跳出个人范围以及于社会，这便算是宗教。有了宗教的热心、信仰心，那道德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所以宗教于道德、于社会关系是很密切的，哲学只是科学知识上一种工具。讲到转移习俗，好像不及宗教的力量。”当然，杜威在这里所强调的宗教的热心、信仰心，更可能是指一种道德上的意志力或某种执著专一的精神，而不是那种对人格性上帝的切慕和渴求的愿望。 　　罗素的宗教立场更为鲜明，观点也更加激进。罗素在他的《宗教之信仰》演讲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宗教观和宗教思想。他给宗教一词下的定义是：“有几个条件作为人生信仰，用以规定行为准则，其灌输于人心的势力，不以理性，而以感情感力者，谓之宗教。”但是他对感情的评价极低，他说：“感情功夫易流于伪，以感情作事，徒有热心，无济于事。事实信仰，当离脱感情，若以感情代事实，没有不生出弊害的。”关于宗教在历史上的功能，他认为只是在维持现存的制度上有功绩，但是“宗教使社会安宁，人类生活快活的代价，未免太高，有些不合算。因为图得这种安宁和快活，就牺牲得很多：野蛮的人不惜杀子供神，以求安宁和快活，如此者方保其教条。又旧宗教必须一切制度守旧，不可稍加变更，社会制度之改良，必遭其反对，轶出教条，遂为背叛不经；所以要用种族宗教教条保持社会安宁和秩序，就不得不牺牲一切新文化、新制度以及日后的幸福了。”至于宗教在当今社会还有没有作用，他指出：“在今日社会制度之下……我知道的宗教有一种用途，可以用以杀人!宗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