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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未来 被高速经济副作用一代 　　一年半的时间里，曾小亮两上八宝山。 　　送走的第一位好友，是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女性频道的主编，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仅37岁。新近送走的是《健康与美容》杂志的主编孟玲和，48岁，开会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天曾小亮还曾与其彻夜长聊。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曾小亮一个人沿着长安街走了好久。这位酒尚出版人助理、情感职场专栏作家、总是为别人调制“心灵鸡汤”的人，在那一刻，竟然抑制不住心生强烈的幻灭感。 　　他忽然间觉得，金钱、地位、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生命、健康与爱，这些我们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义，但是长久被忽视的东西，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他们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到迅速富裕；同时也见证了恢复高考、计划生育、打破大锅饭、企业改制、取消福利分房、中国加入WTO等种种既有秩序的被打破。 　　当秩序被打破时，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代际变迁的印记。 　　 　　35岁老了？ 　　提前来临的焦虑、无措、迷茫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前一阵子刚刚接触了一家叫“豆瓣”的互联网公司。让他这个做了十几年人力资源工作的老“猎头”有些意外的是，豆瓣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非常小，大概在25岁左右。 　　大约三年前，刘峰和腾讯的HR有次聊天，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腾讯的“特色”之一“很年轻”。 　　近十年里，国内一些新晋大公司的出现，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带动了一个大产业，使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且，互联网等新产业的勃兴，正加速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优胜劣汰，也正拉低着职场人群的平均年龄。 　　互联网领域里“年轻化”的公司正日益多起来。比如中国第一家女性团购网站“聚美优品”，三个联合创始人都是80后，一些中层管理者甚至是1989年生人，今年29岁的CEO陈欧一直有个想法，在自己30岁以前把聚美优品做上市。他甚至坦言，在事业快速发展的这几年，他暂时不会因为结婚这类“家事”把自己限制住。 　　35岁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职场“生死线”，对许多IT人来说，35岁甚至意味着技术生涯的结束。 　　现在，对越来越多在职场和事业上打拼的80后来说，29岁就已经临近“过期”：青春的有效期29岁截止，一到30岁，就会被打上“Timeout”（过期）的印记。 　　对于那些最早一批进入外资企业“吃螃蟹”的人来说，现在已近人到中年，更是处境尴尬。 　　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原因，不少外企白领在公司的发展遭遇瓶颈，“在我这个年龄和职位，继续待在外企的话后面的路已经很清楚，升职上遭遇玻璃天花板，年龄上经不起高强度的工作”。 　　另一方面，不少人由于产业大环境的变化，“金饭碗”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 　　科锐国际早期的客户源100%都是外资企业；公司成立五六年时，2000年左右，科锐国际开始与包括华为、李宁等在内的本土企业有初步接触；到2004年、2005年时，公司明确将发展内资企业客户作为重点，彼时内资企业所占科锐国际客户源的比例还很低；从2008年、2009年以后，内资企业的业务能占到科锐国际总业务的百分之二三十。“在高科技、互联网这些行业，外资客户与内资客户的比重甚至是四六开。” 　　刘峰认识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经理，在90年代末或者2000年左右，他们的职业很让人艳羡，而现在职业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以前。“那时候的外企中高层，买两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今天进到外企，即使给你八千、一万块钱月薪，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房子呢？同样是薪水，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职场危机提前而至，在发达国家，焦虑、无措、迷茫等中年职场危机的表现通常发生在45～55岁，但是在中国却提前了近10年。 　　 　　退休或重返职场？ 　　参数未知的将来 　　“退休”，对当下这个人群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 　　李强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早年做生意赚了几百万后觉得足够将来生活了，便结束了生意，开始安享生活。可是不到十年，他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预设的轨道。“十年前几百万足够一个人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会涨成这样，现在几百万还算个啥。”“安享”计划泡汤的李强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创业。 　　刘峰身边也有朋友有过和李强类似“提前退休”的经历。这位朋友为了移民加拿大，在事业发展最顺风顺水的时候，提前结束在中国国内的工作，在加拿大当地随便找了个工作。待到移民必须的居住时间期满后，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