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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识人取人方法 　　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 　　而少大言 　　曾国藩语录：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左宗棠的天才可用，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宗棠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升任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拟任命李宗羲为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清政府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 　　去其怒 　　曾国藩语录：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两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