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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视野下发展问题经验困惑与理论解释 　　[关键词]比较政治；发展；国家自主性；社会控制；共容利益 　　[摘要]作为改变落后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往往积极干预经济，但干预的效果却存在明显的跨国差异。国家的干预在非洲和拉美经常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在东亚却大都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比较政治学中，一些学者通过国家自主性、社会控制分布、共容利益等理论模式来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本文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绩效的国内政治根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8-0068-07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是战后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发展被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观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缺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实现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但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发展”(development)和“欠发达／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实践证明，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尽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物质资本积累率相当高，但其增长率却相当一般，也无法解释有些国家教育发展相当快，但增长却没有出现。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解释上。在这样的背景下，致力于从事跨国比较研究的政治学家除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主转型问题外，也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本文旨在说明比较政治学中探究发展问题的学科背景、研究焦点和学术进路，通过这一研究领域中理论模式的归纳来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 　　 　　一、发展问题的学科视野：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体系走向瓦解。作为西方列强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亚非地区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更早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构成了发展中世界。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仍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作为对这一现实课题的回应，一大批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大都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社会与历史背景大相径庭，但促进昔日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的各个要素在发展中国家也能发挥作用。首先，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都无足轻重。其次，社会变迁和政治进步来自于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第三，西方国家发展的模式是普适的，这一模式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所有国家。第四，经济增长一旦启动，就必然会持续进行下去，并最终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变化。这些发展主义的信条反映在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和华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上，也反映在马丁?李普塞特等政治学家关于经济发展决定民主政权是否出现这一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论题上。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设想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却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严重的挫折，乃至与独立之前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经济增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以西方经验为普适模式的发展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学者将发展中国家“欠发展”的原因归之于国际体系，从而形成了“依附理论”。根据大多数依附理论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要摆脱“欠发达的发展”，实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减少依附性，退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思路在发展战略上就表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到20世纪70年代，巴西、印度等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效率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恶化等困境。依附理论也随之走向衰落。依附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发展中外部因素的作用，夸大了国际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面临大致相同的国际环境，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非洲、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绩效上就有相当不同的表现。一些学者由此开始深入探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绩效的国内政治因素。这样，发展问题本身成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国家干预市场的绩效差异：经验上的困惑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较晚，因此也被称作“后发展国家”(late developers)或“后后发展国家”(late-late developers)。根据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展理论”，工业化的时间与特征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格申克龙指出：“当一个落后国家最终发起工业化时，其工业化进程与更先进的国家相比将显示出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