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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学法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运用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比较的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显得必要和迫切。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法又可具体分为纵向比较法、古今比较法、中外比较法等方法。在“比较”中还存在一些陷阱和误区，对异、同的处理若有失当，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比相似性重要得多，我们不能因为表面的相似性，而将不同事物拿来任意、胡乱地比较，为比较而比较。 　　关键词：比较教学法；中国文学史；纵向比较法；古今比较法；中外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80-02 　　 　　《中国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其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对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讲授，而不同时代、不同思潮、不同流派间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古代文学与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则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因，这无疑是其优长所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文学史上的一个个文学个案孤立起来，这既不能真正准确地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审美价值及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背景之下来关照，已成大势所趋，不容回避，因此比较的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便显得必要和迫切了。 　　“比较”作为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一种基本方法，与人类的认识史同样古老而悠久。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分析、综合、下结论的基础，比较分析的充分与否，甚至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客观与公正。在教学中，比较的方法具有省时、高效、令学生印象深刻等优点，也因此被广泛采用。现就我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对这一方法的应用情况，做简要介绍，以就教于同行。 　　一、纵向比较法 　　《中国文学史》所涉及到的时段从上古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历史跨度非常大，为了讲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将《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若干个不同的时段，各时段的教学一般亦由不同的专业教师担任。这种划分当然是必需的，但其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为割裂，不同时段的文学之间的关联被切断，文学由上古走向近代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被遮蔽，学生获取的只是零碎的文学史细节和片段。故此，各时段的教师便不能仅囿于各自的时段，“各人自扫门前雪”，而应该采用纵向比较法，力所能及地将文学史上相关的问题串联起来，构建完整、宏观的文学发展史。如在讲述清代洪的传奇《长生殿》时，便可引入了唐代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通过对三者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李杨”的爱情主题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变化过程，以及不同文体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差异。在讲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时，便可将崔张婚恋故事追溯至唐代元稹的笔记小说《莺莺传》、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通过对比分析出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待崔张婚恋的不同态度：元稹《莺莺传》以张生抛弃崔莺莺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补过”，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陈腐、落后的婚恋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崔张最终得以结百年之好，其婚恋观相对唐代《莺莺传》有了质的飞跃，但崔莺莺嫁给张生又是为了“报恩”，婚恋与伦理纠结在一起；只有到了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的结合完全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爱情成为婚姻缔结的前提，爱情变得纯粹而高贵。在讲述《牡丹亭》中杜丽娘“离魂”这一故事范型时，则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编纂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的《庞阿》、唐代陈玄的传奇小说《离魂记》，以及元代戏曲作家郑光祖取材于《离魂记》的杂剧《倩女离魂》等，以见出这一故事范型的演变历史。 　　二、古今比较法 　　我们目前所处时代被称为“消费时代”，“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散播着当世的情绪、即兴意识。”[1]于是，影视剧、网络文学、畅销书、休闲杂志逐渐成了被追捧的对象，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走向了边缘。与此同时，文学经典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所谓“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正在消解乃至颠覆文学经典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名教师，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固守着学院式的经典，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样，以“肤浅”、“低俗”等词语对学生的阅读现状冷言相加，更不利于教学的展开。作为一个教师，首先应有优容的文化心态，尊重并理解学生的平面化、浅表化、大众化阅读。而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有宏阔的视野，敏锐的视角，在“今为古用”的理念下，将学生熟悉的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