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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法研究有益尝试 　　近年来，学者们从案例法的视角对国际司法机构的司法实践进行研究，无论是研究WTO的学者，还是研究其他司法机构司法实践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践与努力均非常明显。但是，案例法研究的目的何在，如何进行案例法研究，以及怎样才能做好案例法研究等等，却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宋杰博士最近出版的《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下称《研究》)，在案例法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总体构架方面，《研究》采用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分别从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对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进行研究。国际法院在其司法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解释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些不同的解释实践和问题，任何一本书，都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做到面面俱到。因此，作者仅选择最典型的案例，从最容易揭示相关法理的视角来予以研究。在解释的方法论方面，作者主要从国际法院对条约，判决和若干程序性事项的解释入手进行研究。而在解释的本体论方面，则分别选择了作为个体代表的卫拉曼特雷法官和作为整体代表的所有中国籍法官。 　　在选择研究样本上，作者匠心独运。在解释的方法论方面，特别是在对国际法院关于条约的解释问题进行研究方面，作者分别选取了三个不同样本：《联合国宪章》、《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和《灭种罪公约》。这三个样本的选择，应该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联合国宪章》是普遍性国际组织的章程，《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则是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章程，并且，后者即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正好可以看出国际法院在相应问题解释上的法理差异。而作者的研究结论，也正好说明了此点。作者指出，在对《联合国宪章》的解释问题上，国际法院使用的是目的解释规则，偏重于有效解释方法和隐含权力解释理论的具体适用；而在对《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解释问题方面，法院遵循的却是文本解释路径，使用的是通常意义解释规则，具体方法则是限制解释方法。作者不仅对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进行了严格区分，而且，通过研究，还揭示出了解释规则与解释方法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如目的解释规则往往与有效解释方法，系统解释方法相联系，而文本解释规则和意图解释规则则往往与限制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相联系。解释规则与某些解释方法之间的内在对应关系，一直为此前的研究者所忽视。 　　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研究，作者进一步指出，造成国际法院上述司法实践迥异的原因在于：在对后者的解释问题上，国际法院特别考虑到了“联合国体系”和“专业性”这两个规范性概念的功能。作者所提炼出来的这两个概念，以及对这两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意义的探讨，对于解决当代国际法“破碎化”的问题，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思路。因为很明显，要解决日益严重的国际法中的“破碎化”问题，就必须提炼出某些具有一定优位性的概念，并以此概念为基础，来指导或引导各不同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应实践。 　　《灭种罪公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不仅有国际法院自身对公约重要性的肯定和积极评价，更重要的是，作为保护人权的公约，其在近年的适用和解释问题，一直是国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对国际法院关于《灭种罪公约》的解释问题进行研究方面，作者不仅追踪利用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研究，作者指出了当代国际法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而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只单纯地具有学理价值：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在国际法院关于本案的最终实体判决中，当论及《灭种罪公约》第1条中的“预防义务”时，国际法院强调，所有公约当事国都承担了预防灭种的义务；预防义务是一种直接义务；预防义务既是规范性的，也是强制性的。预防义务是对国家行为的要求而不是对结果的要求。国家在履行自身所承担的预防义务的时候，应做到“合理注意”(due diligence)的程度。国家没有履行此种义务，或履行此种义务的程度不够，就会引起国家基于公约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长期以来，国内对干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干涉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但对于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2条和第48条的关系，与集体安全体制的关系，与国家履行“保护的责任”(RP)的关系，以及与普遍管辖权行使之间的关系等，则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关注。随着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提出“干涉的义务”，干涉的问题，有必要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作者在提出此概念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的司法应用途径，如通过“非当事国形式的参加”予以应用，通过直接提起诉讼来予以应用等。这些探讨，无疑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在对国际法院关于程序性事项的解释问题进行研究方面，作者的结论具有启发意义。作者是把程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和内容来予以研究的。这明显地有别于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在国际诉讼中，程序的价值，更多的时候，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