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三变启示.docVIP

梁启超一生三变启示 　　出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1873～1929),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17岁中举,23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189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甲午至戊戌时期(1894～1898),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1898～1903)亡命东瀛时期。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1864～1944)、欧榘甲(1870～1911)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1855～1932)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1866～1925)、陈少白(1869～1934)、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1861～1901)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2集,第29页)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致康有为书》1902年5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命的思路继续前行,重复了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说的那句传世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梁启超还介绍章太炎、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见,拟合作共同反清,当时康派半数赞成。考虑到老师康有为绝对不会同意弃保皇而就共和、舍维新而就革命,梁启超联合十三人,写了长达千言的“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29页) 促老师康有为退出政坛,不要再干预晚辈行动。康有为收到劝退信,怒不可遏,严辞申斥,立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得延误,再令欧榘甲赴旧金山任《文兴报》主笔,此乃康梁师徒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的开始。各地康徒亦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逆徒,呼为“十三太保”。康徒当时仰其师如帝天,接到康有为的答书,梁、欧离去,孙康合作之局瓦解,“十三太保”遂散。 　　这一时期,正值三旬前后的梁启超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接受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他认识到彻底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重组民族国家乃世界潮流,而“外争国权”需要全新的组织形态,需要扩大民权,发动全民的积极性,参与国事,不能仅仅只依靠少数上层官僚与皇帝的把舵。显然,这一政治目的在传统儒家思想框架内是无法提供的。他在首次访美中写下:“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97页)这一时期,梁氏言论已类同激烈革命党,如《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鼓吹排满共和、全盘西化。 　　1903年,梁启超赴美国考察。当他看到美国民主政治及目睹旧金山华人区的脏乱差之后,对民主刚刚生出不久的赞赏很快消失,政治立场急剧改变,认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48页)梁启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原来是分肥式的“挂羊头卖狗肉”,选举也过于频繁,舞弊过甚,各派政治家为献媚俗众,太注重短期效应,怀才者纷纷躲避政治,许多总统不过是平庸之辈。同时,他认为中美国情有异,各方面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