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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写作教学实用指导策略 　　写作指导是写作教学的核心,如何才能进行恰当有效的写作指导呢?以史鉴今,关注近代学者梁启超的写作教学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迪。“实用观”是梁启超科学主义思想启发他对写作教育领域的深刻思索,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具革新意义的观点。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说”,将教育目的规定为培养新民,“教育是教人学做现代人”。他极力反对学校教育“学问不求实用”的做法,高呼:“学而不能应用于世,不论如何勤学,终是纸上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用处也。”[1]他主张革除旧弊,视作文为应世之需,要求学生作文“求真求达”。“求真”即写出真情、真事、真感受,“求达”即照事物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求真求达”的写作教学目标如何才能实现?这可以从梁启超发表在专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的“实用”作文教学构想找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一、写作教学内容的实用策略 　　 　　为了实现“求真求达”的写作教学目标,梁启超认为写作教学内容必须务实为用。 　　1.文体重实用 　　究竟写作教学应以哪样文体为主,这是摆在当时语文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曾经倡导过“小说”,也实践过“新民体”,但他主张在学校里,写作教学应重在指导学生写实用价值最大的文章。他把文章分成三类,记载文(或记述文)、论辩文和情感文。记载文相当于现在的记叙文和说明文,论辩文即议论文,情感文是文学作品。他说:“一篇之中,虽然有时或兼两种或兼三种,但总有所偏重。我们勉强如此分类,当无大差。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2]而在记载文和论辩文这两者之中,梁极其重视记述文的写作。他批评当时学校的作文科过于偏重写论事文很不对,说这种教法全是中了八股策论的余毒,由此产生奖励剿说、奖励空疏及剽滑、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见、奖励虚伪等弊病。长期受此种教育的学生会养成不健全的人格,“国家和社会之败坏,未始不由于此”。与之相反,他归纳出学作记述文的好处至少有三种:养成重实际的习惯,不喜欢说空话;磨练出追求事物的智慧并养成“耐烦性”;练习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磨出缜密的脑筋,得着治事的智慧。当然,他重记述文并非排斥写议论文,因为议论文可以磨练理解力判断力。“如果学生确有他自己的见解而不得不写出来”时适量写作,是趋利避害的明智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在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写作教学陷于梁启超所抨击的那种方式,其效果和恶劣影响也无不如梁启超所言。21世纪实施的语文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自主写作,文体不限,从而师生逐渐生出淡化文体的倾向来,甚至出现 “无文体写作”。语文教材大多不按文体组织单元,客观上也使师生对文体界限更加模糊。结果,文体不清导致表意混乱,学生写出来的文章似是而非,莫名其妙。梁启超鲜明的文体意识和明确的写作教学价值观启发我们要结合当代文体发展的需要,明确文体观念,加强文体训练,形成学生实用的写作能力。 　　2.语言重实在 　　实用思想使梁启超注重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他认为只要能整理好自己的思想,语言文字自可随心驱遣,或文或白,或文白兼用,通达即可。胡适却坚决将文言与白话对立起来,要求人人都能使用明白晓畅、没有文法错误的国语自由发表思想,拘泥于从欧美语法框架套来的文法体系,限制了学生作文创造性的发挥。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不拘泥于语言形式问题的思想高度,要比胡适更通达、看得更远。其实,他本人的写作就是语言“实用观”的绝好例证。他创造了“新民体”,语言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充满情感。按这种文体特点写出的文章一经发表,读者反响强烈。胡适评论道:“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今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3]针对时人作文令人不解的现象,梁启超总结出原因有二:一是谬为高古,二是没有理学修养。具体指故意写难字难句,让读者难读难认,自以为高不可攀,或者文理不通,附庸风雅。时下的学生作文,词不达意或言词花哨却情意苍白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不可取的。好文章在于感情真切诚挚,语言畅达实在。 　　3.内容重实际 　　为了使文章实用,梁启超坚持写作内容要从实际出发,抒发真实感受,“求真”是作文的第一个标准。“真”指要“客观的真实”,不说不愿意说的话。对于以叙述客观事实为目的的记载文,万不可用主观情感夹杂其中,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因此,搜集文章材料时要特别认真,力求充分、齐全,并且加以鉴别。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他是从培养初学作文者的“文德”观和“文体”感出发,认为凡做一篇记载文,便要预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