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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治思想当代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经常随着民族“受害危机”的加深和国家“弊害意识”的强化而不断发生转变。直到今天,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仍然能给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极大的启发:一是告别激进的民族主义,倡导理性民族主义;二是坚持缓进的现实主义,反对激进的理想主义。 　　关键词:梁启超;政治思想;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近代改革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政治思想的缩影。中国近代政治改革思想的基本品格和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他的思想中反映出来。 　　 　　一、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基本品格 　　 　　(一)“国家理性”的价值取向、“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外来侵略打乱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政治运作方式和生活思维方式,迫于应激型自卫反应,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富强”、“独立”、“雪耻”、“弊害”的途径。在文化失落感和民族屈辱感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富强为本,宪政为用”的政治改革范式。 　　梁启超及近代知识分子出于国家救亡的目的,从“国家理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出发形成“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观,从情感上我们抱以同情和理解。但从价值上,这种因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无限神圣化却是无法得到理性的原谅的。因为它造成了个体价值的被无条件的牺牲,而个体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要求作出牺牲,个体权利没有向全体利益投降和屈从的道德要求。 　　“国家理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导致了“集体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忘“我”的道德要求,严重地偏离了民主制度下要求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内核。 　　(二)激进主义改革思想 　　前面提到,近代民族主义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刚愤、亢奋、躁动、盲目等负面特征。这样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极端化的,在这样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指导下,梁启超等人总是迫于民族救亡焦虑感的迫切性而在改革中崇尚“政治激进主义”。他们片面强调新体制与旧制度的绝然对立,要与“朽木粪墙”彻底决裂,而没有看到改革是一个渐进型的过程。所以总???导致改革措施匆匆忙忙上马,又冷冷清清的失败。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告别激进的民族主义,倡导理性的民族主义 　　通过对梁启超及近代改革人士的思想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思想的偏激和非理性背后都有一个情感的幽灵――一个亢奋、躁动、激进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幽灵,正是在这个幽灵的指挥下,他们作出了诸如放弃和排斥个人权利、崇尚集体主义道德观等很多错误的决定,产生了大量像“制度决定论”、“政治激进主义”等不成熟的思想。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是福是祸,关键看我们的理解和运用。 　　“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它只是源于一种苛求的情感,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是一种被情绪化了的意识形态。”[1]民族主义没有具体的内容,但作为一种情绪化了的意识形态却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力量和作用。正面作用在于它可以调动国内民族情感资源,形成强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刘军宁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形成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造就民族认同,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2]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特别是激进的非理性民族主义会带来负面灾难。非理性民族主义因为它的过渡亢奋和冲动往往会引起混乱和动荡。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下给世界带来灾难和不幸的。 　　同时,民族主义对群体的过度强调和太高关注,往往造成个体利益被无条件剥夺,个体权利虚无化、渺小化。近代知识分子强调牺牲“个体自由”为“国家自由”,陈独秀鼓吹“舍小我为大我”,都是在民族主义情绪下让个体作出无条件牺牲的表现。但对个体利益的尊重恰恰是民族精神的逻辑要求,所以民族主义否认了个体价值,同时也就对民主政治带来了阻碍。所以,梁启超及同时代的改革人士迫于民族情绪的要求排斥了个人利益,这就注定他们从理论上无法走向真正的民主。 　　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思维因为它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又加上不断被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所强化和深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很难根除的集体潜意识并经常凸现出压倒一切的话语优势,这是很危险的,它会葬送掉我们的改革成就,走向倒退。通过对极端民族主义危害性的分析,我们今天要实现政治民主,防止专制集权,实现个体自由,对外开放,就必须反对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它是这一切改革目标的障碍,处理不好还会适得其反。相比近代,我们今天的国际局势相对稳定,就应该提倡一种温和的、开放的、宽容的、务实的、尊重个人权利的理性民族主义,和极端化的激进民族主义分手。 　　(二)坚持缓进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