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启示.docVI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启示 　　摘 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多有创获，而于学界影响深远。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是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但通篇也贯穿着梁启超为学做研究坚持学术本位的基本态度，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保持思想独立而三者结合有所创获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这给我们当今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治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175-02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帝国267年间学术的演进历程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实在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一项伟大的创举。此书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然正如作者自言“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1]，历时仅15天，便成书付梓。自1921年出版以来，大受欢迎，屡次再版而影响深远。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作者率性之为，无心插柳之果，且篇幅短小，形式上亦不合后世之学术规范，然通篇著述轮廓清晰，思想独立，一气呵成，足见作者胸中宏阔之气象与厚积薄发之功力。同时，他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现今治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一、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把有清一代学术大致分为前半期考证学和后半期的今文学。他极赞考证学派“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把其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归功于此。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学问即目的”，并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即不图政治上的功利目的，不求思想上的新闻效应，“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恰若，晚期所谓“新学家”者，其治学之笼统、粗率、浅薄，根源便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其求学、治学动机不纯，满怀政治或功力的热情而没有落实到真正的治学上来，“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质言之，有‘书呆子’，然后才有学问”[3]。现今治学，许多或出于评奖学金或评职称等现实因素而急功近利，难免学风浮躁，学问经不得时间验证，如此或许也能出一些成果，但难免改变为学之本质。治学首先要有基本的治学态度，还要有科学的研究精神――善疑、求真、创获。 　　首先，对待学问当以善疑为出发点。清代思想界影响之巨，梁启超之所以认为除顾炎武、戴震外独推阎若璩、胡渭，原因便在其善疑之精神，而渐开清初疑经之风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专辩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等伪书；胡渭《易图明辩》指出宋以来所谓的《河图》《洛书》传自邵雍而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无关。他们所做的这些贡献，实乃“思想之一大革命也”。梁启超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亦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4]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 　　其次，善疑方可求真。梁启超认为，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学问为不忠实”，于思想界之障碍在于“遏抑创造”与“奖励虚伪”。与此相对应，梁启超高度赞扬清代学者求真的治学精神。如梁启超批评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的“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而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阙焉”。然而，对于戴震及其戴门后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则大加赞扬，认为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者，实惟此种精神。同时治学不仅仅要实事求是，还要在求真的基础上有所创获，方达到治学之目的[5]。 　　最后，善疑、求真而后才能创获。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身在学术史上就是一种创获，正可谓其推崇的治学精神之很好体现。首先体现在其生、住、异、灭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的学术史分期上。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即清代学术是以复古为特征，以绵密的考证形式出现而呈现出层层递进的上溯趋势，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再次，是对清代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始至终把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最后，在理论上又加以深化，不仅求真地对清代学术进行总结，而且还预测今后的学术发展趋势等等，创获甚多[6]。 　　综上，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带给我们治学态度与精神上的启示――以学术为本位，而贯穿善疑、求真、创获的研究精神于其中。 　　二、科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学术本位的基本立场是每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同时治学还必须辅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九部分中言“凡欲一种学术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7]。清代考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