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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研究新进展 　　2000年，笔者动手写有关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梁宗岱（1903-1983）的诗学作为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前，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只有少量几篇论文。新时期以来，梁宗岱本人的著述也只出版过不多的几本。20世纪80年代，只出版过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梁宗岱译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至20世纪末，才出版了李振声主编的《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才过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时至今天，梁宗岱的研究与文献出版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在梁宗岱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收罗较全，且编校严谨的《梁宗岱文集》（马海甸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这套文集分“诗文卷?法译卷”“评论卷”“译诗卷”和“译文卷”四卷。尽管没有收入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民国报刊中发现的一些佚文，像原载《宇宙风》杂志的《从滥用名词说起》，原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上的《〈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及多篇有关法国作家巴士卡尔（今译帕斯卡尔）的《随想录》的译注，但总算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梁宗岱在著、译和评三方面的成果。另一套文集《宗岱的世界》（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版）出版于同一年，分为诗文、译诗、译文、生平、评说五卷。笔者本人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以《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为名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有北京大学董强教授的研究专著《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文津出版社2005版）出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梁宗岱还不太为学界所知晓的时候，一本由梁宗岱的遗孀甘少苏编写的传记，即《宗岱和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重视。之后，又出版了由黄建华和赵守仁撰写的传记《梁宗岱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说，从新千年来，梁宗岱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有关梁宗岱的研究中，关于其早年在巴黎的生活，乃至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即使在上面两本传记中，也都比较简略，尤其是关于其留学海外的经历，则更是如此。而且，在各种回忆文章和传记中，以讹传讹之处甚多。要论个中原因，主要便是缺乏可靠和详细的史料的佐证。例如，梁宗岱本人多次在文章中说自己在欧洲时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等法国当时健在的文学大师过从甚密，并在多种法文杂志上发表过诗歌。这方面的情况到底如何，向来并不完整和确切。最近出版的《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适时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笔者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常有意外的惊喜。准确地说，它不是一本一般以为的单纯的传记著作，而是讲事实、讲资料的学术著作。新时期以来，我们对民国文化名人的“再挖掘”，往往都是不断地“再塑造”的过程，这本是难免的事。但那种添油 加醋地描述文化名人的风流韵事、各种轶事的做法，经常背离了“再挖掘”的初衷，反倒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游戏规则的牺牲品。而这本书则不同，它看似传记，但论其贡献，却完全称得上一本学术专著。在我看来，它反映了梁宗岱研究的新进展，为以后的梁宗岱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部书的两位作者刘志侠和卢岚都曾就学于广州中山大学法语专业，20世纪60年代初留校任教，与梁宗岱有师生与同事之谊，后定居法国。也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参与，才有了前述《梁宗岱文集》四卷本的出版，现在，他们又以如此敬业的态度耗时多年完成了这样一部对梁宗岱研究有很大贡献的书。 　　从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这本书在最大程度上“重现”了梁宗岱这样一个诗人和学者的童年和青年生活。这本书描述的是梁宗岱1903年出生至1931年从欧洲回国的28年历程，具体地讲，从梁宗岱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开始，经过培正中学、岭南大学，到日内瓦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意大利游学，至1931年归国执教北京大学止。这本书的所有叙述均有所本，大量引用了两位作者新发现的文献的原文。其中有相当多的资料是保存在法国、瑞士和日本图书馆的手稿原件，非亲临检索抄写不可。但两位作者都做到“力求原件，力求亲自过目”（第371页）。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笔者曾在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引用过由诗人彭燕郊提供的梁宗岱本人撰写的 1911―1930年“简历”两页，刘志侠先生便来信索要相关资料，笔者按他提供的地址将复印件寄到巴黎，不多日，收到回信，说是“简历”的真实性 存疑，因当中有许多简化字。笔者便回信说这并不奇怪，说这是那些留在大陆的民国读书人同时期的手稿中常有的事。笔者还以梁宗岱本人可靠的手稿为依据，重新研究了这两页简历，根据签名、关键的一些字，像“的”“我”等写法进一步确认这是梁本人的笔迹，以备应对刘志侠先生进一步的质疑。结果，过了些天，他又给笔者来信，郑重地说，根据研究，确定这两页简历是梁本人撰写。这份资料因此也成了他的著作相当重要的一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