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出版史作用.docVIP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出版史作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 服 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对于他的报刊活动，学术界都有较为深人的研究。与办报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办出版，梁启超也将“书局日多”和“报馆日多”作为20世纪初最见光明的三大社会现象中的两项，梁本人投人于这两项中的精力也多，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应有一席地位。但对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方面的作为，研究成果则还不多见。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出版有多种关联。作为作家与出版家，在梁启超的编辑出版劳动里，往往含有作者劳动在内，这是新出版建立之初的一个特点，如1897年辑《西政丛书》共32种（慎记书庄石印）。这种著述与编辑出版重叠的间接性的出版工作，这里特研究梁启超所从事的直接的出版活动。 　　一、变法时期的译书局，近代中国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与这种变局相适应，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在变法之前与期间，梁启超曾经有过办报办书局的一番经历。我们还可以说，创立译书局办出版就是这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5年，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活动之一就是集资“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故当时强学会也称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半年不到强学会被禁，至戊戌之岁，又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还，改为官书局，后官书局改为大学校，即京师大学堂。图书出版成为维新活动的起点之一。 　　1897年梁启超等诸同人集资五六千元，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创办这家译书局的宗旨是着重在译书，梁氏亲拟《大同译书叙例》：“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消，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乐闻也。”“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育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将译书出版的轻重缓急先后安排都考虑清楚。梁并托其友人韩云台赴日本采购应译之书。当年出书有10余种，大部头书有《经世文新编》，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便是这年冬天刻印的。其他还有《俄皇大彼得变政考》，都是为变法制造舆论。康梁在时务报馆创办不缠足会，后改由大同译书局兼办会务。从梁启超最初的出版活动看，梁氏出版活动的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一个特点，将译书局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将出版与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以出版为变法服务。1898年大同译书局奉谕改为官书局，未成而政变发生。知识分子们所期待的变法开始了。 　　1898年7月3日，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由光绪帝委任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对这个译书局光绪帝可谓厚爱有加。对于梁的开办奏折，光绪帝认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梁的奏折要求拨给开办费银1万两，长年用费（流动资金）每月银1千两，光绪帝的批示却是开办费加银1万两，长年用费每月加银2千两。这是一家官书局，以可以说是皇家书局。梁启超奉旨办出版，政治高于其他，宣传和贯彻好皇帝维新旨意是首要的任务。8月16日，译书局成立。10天后，光绪帝准梁启超所奏，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所编译之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变法维新只百日而告失败，梁启超这次专办官书局的历史也就不长。在酝酿与宣传变法运动的实践中，梁启超深化了对出版的认识。 　　1895年他谈到：“此间又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他在这里比较了报纸与图书的优势，认为图书自有其厚重的优势在。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戊戌政变记》中指出：“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泽书与出版是相连的，因此出版在梁启超眼里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保皇会与初期广智书局维新失败了，但社会毕竟是要前行的。 　　1902年10月，梁启超看到，在社会混浊前途黑暗之际，“其放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