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士人女性观.docVIP

浅析魏晋士人女性观 　　[摘 要]《世说新语》作为魏晋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女性形象作为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相关的描述主要收录在《贤媛》篇里。受当时社会背景与风尚的影响，这些女性身上具有不同于以往传统女性的特点，由此反映出当时士人们的女性观。 　　[关键词]魏晋士人；女性观；德才双馨；有胆有谋；远见卓识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写的一部志人小说，作为一部反映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生活风貌的百科全书，该书从多个方面展示着那个时代的趣味风尚。在全书所涉及的六百多个人物形象中，风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占了不少的篇幅，并另辟门类《贤媛》，来专门描绘当时的女性风采。这些女性虽然没有泯灭人性的忠烈举动，却展现着魏晋时期恣意任性的时代风貌。本文以《世说新语》中的《贤媛》篇为例，来分析当时女性身上体现出的特殊品质，并以此简析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一、德才双馨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典型的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 　　性的附属品，作为一种第二性的存在，其价值主要通过传宗接代、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等体现出来，因此贤良淑德便成为传统女性追求的至高境界，“才”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画蛇添足的多余。但这句古语对于以风流任性著称的魏晋时期来说，似乎并不是那么合适。 　　一方面，魏晋时期在对于女子“德”的重视上一如既往，仍将道德视为女子至高无上的品质，这可以看作是与以往传统相承接的一方面。在《贤媛》篇中，不乏有品德高尚、志行高洁之人。第二则中记载：“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1]王昭君不像其他女子一样，为了让画工将自己画得更美丽而去行贿，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刚正不阿的品行，坚守自己的原则，堪称女子中品德高洁的典范。而篇章中的母亲，更是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去影响与改变自己的子女，陶侃在自己担任鱼梁官吏期间曾利用官职之便送母亲一盒鱼罐头，但他的母亲却深明大义：“母封（鱼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1] 　　另一方面，便是对于女子才气的重视与歌颂，这是魏晋时期迥然不同于以前的。暂且不说留下咏絮佳话的谢道韫，即便是《贤媛》篇里的那个叫做济尼的尼姑，在评价谢道韫和张玄的妹妹时，也能够回答得两全其美，第三十则中记载：“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1]遭到赵飞燕污蔑的班婕妤，面对皇帝的诘问，她不喊冤、不叫屈，而是以理服人：“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1]不管是逍遥世外的尼姑，还是位高权重的婕妤，刘义庆笔下的她们都是智慧与才华的化身，这也透露出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士人对于女子才华的肯定与欣赏，在这些士人眼中，他们已经将“才”与“德”共同作为贤媛的标准，两者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 　　二、有胆有谋 　　说到胆识与谋略，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形容男性，但这在魏晋时期却是个例外。 　　李泽厚先生认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2]在这一时期，女性意识达到空前的解放，她们更多地开始发现自我，不论是胆量还是谋略并不亚于须眉男儿。 　　这一时期女性的胆量与勇敢主要体现在对于男权的挑战上，体现出一种叛逆与率性的精神。传统伦理道德要求“夫为妻纲”，但在《贤媛》的相关篇目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女性对于夫权权威的挑战。许允妻子相貌丑陋，面对新婚丈夫“妇有四德，卿有其几？”[1]的责难，这位妇人用自己的机智勇敢为自己辩护：“‘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人又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1]在这场较量中，她不迫于夫权统治的权威，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在这一系列篇章中，对夫权挑战最为严重的当属谢道韫，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才华过人，她在评价自己的丈夫的时候说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1]在以夫为贵的传统社会，公然这样蔑视自己的丈夫，可见当时的女性意识得到空前的解放。 　　《贤媛》中收录的女性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足智多谋，她们的谋略与见解甚至能够成为男性的参考。第七则中说“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1]第十七则中说“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1]第十九则中说“侃母湛氏语侃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