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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 　　[内容摘要]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关键词] 宗教改革;政教分离;正义一元论;小共同体。 　　[作者简介] 沈 阳,江苏德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①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通览此文,张先生的叙述,无疑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此文对“公民不服从”概念的使用意见,值得虚心思考。然而,商榷文却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基督教教会史与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史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如张先生所说的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的研究,重要的是去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单纯地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试图以知识分子的主张解构小共同体价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笔者拟以此文,从几个方面向张先生讨教。 　　 　　一、基督徒曾经千疮百孔的政治参与史 　　 　　与一些学者对基督教的简单批判相比,张铭先生以一种欣赏的语气肯定了基督教研究的学术意义:“正是这一视角的转变,才使得我们对带有浓厚普遍主义色彩的‘启蒙理性’展开了反思,才将我们对社会转型及政治发展的研究带进了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基督教由此走进我们的视野,并日益走近我们关注的中心,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不仅如此,人们围绕着基督教与社会转型之间关联所做的学理性探讨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不同的学者就很多方面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看法……所有这些学理上的探索成果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把握与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平台。”这番言简意赅的总结,可见张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笔者对此深感钦佩。 　　在一种中允而公道的叙述的基础上,张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中的基督徒的公共参与及其伦理基础(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这一观点进行了尖锐而不失其平和色彩的批评。张先生首先批评的是笔者的一个观点,认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这一观点的病症在于“基督教教义构成了宪政理论的‘正当性基础’这一论断,跨越了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开来的禁区,开启了基督徒妄自裁断世俗政治的大门”。为此,张先生举出了一些在他看来颇能说明事情真相的历史案例,试图以一种更加言简意赅的历史归纳性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些看法。至少有以下历史事实,在张先生看来,比较能够支持成功开展针对笔者的这一学术商榷:(1)“闵采尔高举义旗发誓要在人间建立天国”;(2)“拉丁美洲一度颇有声势的‘解放神学’”;(3)“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城市国家建立的不是宪政国家而是政教合一的专政国家”;(4)“英国人的‘清教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并最终造就了克伦威尔的‘护国主’独裁”。在基督教会史上,在基督徒公共参与史上,张先生所指出的上述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案例意义,值得笔者认真一一回应。 　　张先生不是没看到笔者对欧洲中世纪教权政治的种种批评,也不会看不到笔者对北美一些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一度出现的政教合一倾向的批评②。张先生所持的观点的是,新教改革并没有成功解决中世纪时代即没有成功解决的难题,欧洲曾经兴起的“清教徒革命”在历史上就一度是极权政治的土壤,避免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方法还是兴起伯林意义上的价值多元论,用奥克肖特和格雷那种彻底反对任何一元论的“权宜之计”去面对。对张先生来说,基督徒不犯错的最好办法是放弃公共参与的想法,至少也要放弃自身特定的对善与正义的看法。也因此,如果欧美曾经兴起闵采尔起义和解放神学,在张先生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些基督徒的基督化之上。而就笔者对基督教会史的理解来看,唯有基督化明显的基督教正义一元论及其世俗化(包括正义一元论与善一元论在主权决断和道德决断两个层次的延伸与分野)对基督徒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