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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民本思想现实意义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进步的思想家，跟当时大多数积极入世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圣人之道”的儒家传统思想是其主色调。他认为在强调用德治治理国家的同时，更应发挥民生在国家稳定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提出的“受命于生人之意”“民利”“民自利”“吏为民役”等思想与当前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重要思想和执政理念存在着源流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内容 　　我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体把仁义道德规范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学说。柳宗元提出的“心乎生民”“以生人为主”“官为民役”等思想观点，在继承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光大了儒家民本思想。他的杰出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强调民意的决定作用。柳宗元之前，历代儒家学者就提出过各具特色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虽然这些大儒家们都对“民本”思想做过重要论述，但柳宗元则明确了“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民为邦本”传统意识的新的、积极的发挥。一是在君王受命上，认为要“受命于生人之意”。他在《贞符》一文中指出，最高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常常假借所谓的“天命”，在自己获得政权、统治天下之初，宣扬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是自己获得上天眷顾的所谓“受命之符”，似乎这样就能表明自己的统治是上天的意志，不服从自己就意味着反对“天命”。他认为，皇帝的皇权所谓“授命于天”是虚假、荒谬的，人民才是决定朝代更替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认为统治者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认定民心、民意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否定了“君权神授”。由此，柳宗元得出了“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贞符》）的结论。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二是在关心民生问题上，提出“心乎生民”。他认为统治者要时刻想着百姓，在封建君权范围内，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到新的高度。柳宗元强调要利民，必须做到“心乎生民”和“以生人为主”。所谓“心乎生民”就是要心系于民，和人民紧密相连，做到施政为民。而“以生人为主”则把“心乎生民”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为政者的中心在于“生人”，一切工作的中心都在于促进民生，使民得利，而不是与民争利或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三是在吏治上强调“吏为民役”。他认为官吏受雇于人民，其职责就是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是高高在上，做“役民之官”，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吏民关系上有着重要意义。他在《送薛存义序》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官吏的职责应当是百姓的差役，而不是把人民当作役使的工具。人民从土地的收成中拿出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吏，是希望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公正公平地进行司法行政，为人民服务。凡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官吏，能不对百姓心存敬畏吗？ 　　二、强调为政之要在于“民利”与“民自利”。一是要懂得养民，把“利民”转变为“民自利”。他认为要发扬尧舜精神，注重让百姓安居乐业，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去谋利益，而不是官吏们去瞎指挥。柳宗元在《晋问》中通过拟设的吴子之口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从“利民”到“民利”，变被动为主动，是一个质的飞跃。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利民”和“民利”的不同，认为执政者不仅要制定惠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引导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获得利益。对于“利民”与“民利”“民自利”的不同，柳宗元认为“利民”是执政者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实行的利民举措，在客观上虽有利于人民，但其价值目标最终指向的是自己；而“民利”“民自利”则是民众本身的利益要求，反映了民众维护自己利益的强烈愿望，其价值目标指向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要注重生产实践，要“利于民，备于事”。柳宗元尤其注重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柳宗元参加“贞元革新”为例，他之所以参加这次革新，目的就是为了改革政坛弊端，革除害民、残民以自利的各种举措，并且通过整饬吏治、遏制腐败、降低赋税等方法，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和幸福安康，最终实现国家的中兴。三是强调“官为民役”“民可黜罚”。柳宗元十分强调官吏的“吏德”，认为做官者应当公正无私、廉洁自守，反对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他在“吏为民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官为民役”“民可黜罚”。他认为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受人民“值”，不能“怠其事”，如果不能以民生为怀，老百姓有权利对他进行处罚和废黜。 　　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受命于生人之意”的现实意义。柳宗元之“生人之意”对于主张君王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