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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 　　王忠祥，著名学者。1931年生于湖北武昌。195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5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攻读世界文学专业。1956年回华中师范大学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50余年，出版独著、主编、参撰、参译的学术著作、译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现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外国文学研究》名誉主编、编委。 　　 　　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自我的艺术观照。无论中国文学，抑或域外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概莫能外。在中国迅速走向世界，世界迅速走向中国的当下，我们在努力学习研究中国古今文学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外国古今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不言而喻，其中包括外国文学史的认真研读和“与时俱进”的重构。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文学审美教育重任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众多在坚持文化操守原则下，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把它当作创立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的一个学术前沿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以“回顾中国外国文学工作五十年和交流外国文学现状”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当然包括外国文学史研究)，必须大力展开，“它对吸取百年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编写问题，可称作“当务之急”。如此倡议有其深厚的基础。即建国后50年国内的外国文学探讨与研究，其中包括高校的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不仅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内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以及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对这一倡议均有不同形式的积极响应。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2002)以“20世纪外国文学反思”为主题，第八届年会(2004)以“外国文学现状与趋势”为主题，第九届年会(2007)以“走近经典”为主题，都凸显了外国文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务实求新精神，强调了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著重读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由此观之，建国后近60年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史(综合性、地区性、国别性)，尤其是冯至、季羡林、叶水夫、杨周翰、王佐良等著名学者所编撰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以及有关这方面的译作(引进国外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均可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参照系”；不过，在“中国特色”上创新是“重中之重”，切实掌握“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很重要。事实上，过去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著作有其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缺憾(同水平的重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言说方式欧化“失语”、匮乏中国特色和体系等)。为此，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无论吸取过去的经验或教训，贵在“推陈出新”。 　　为了进一步理解过去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既有催生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功力，又有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出现的战略意义，也为了理清如何构建“新范式”的思路，这里先简说何谓“世界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个基础问题，很有必要。简说之目的明确，期望凭此顺利进行有序高效的实践。 　　提起“世界文学”的名称，人们自然会联想其历史缘由。早在1827年，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就始创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种普通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评法文改写本》)，随后他又对艾克尔曼讲及“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并期待人人出力使它“早日来临”(《歌德谈话录》)。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可能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歌德所宣传的“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世界的文学”，不仅表现了科学发展观超越时空的透视力量，而且充满了统一的辩证精神。在这方面，前者和后者都是把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当作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从各色各样的民族文学走向五彩缤纷的“世界的文学”，宏观的综合与微观的研究交织扩展起来，“世界观念”逐渐萌发而形成。歌德的预测性的发现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断也好，他们并没有把“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置于绝然对立的情势之中，因为两者在彼此撞击的同时，又常常相互渗透促进。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