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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福利经济学起源 　　【摘 要】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他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下，研究私人经济与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探索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所必须的条件，并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评价，研究为克服市场经济机制的缺点、谋求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经济福利;工业革命 　　一、福利经济学的历史追溯 　　 福利经济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福利经济学体系，但也存在着一些福利思想， 有的还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对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财政税收制度以适应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进行了初步研究。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尤斯蒂也认为，封建君主的经济政策是为了普遍臣民的利益。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有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边沁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本性的根本动机之一，个人幸福是他快乐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总和。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提出了“消费者剩余”概念：消费者购买某物所获得的满足通常会超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所放弃的满足，而得到的多余的满足。即：买者在购买中得到额外的福利。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边际主义革命。革命引入了边际概念，使西方经济学能够很容易地处理增量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形式也变得简洁优美。结果，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对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代价的论证和说明，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被吸引到了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而伦理方面的问题却被丢在了一边。因此，虽然边际主义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是，不可否认，边际主义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使西方经济学完全变成了工程学，所有人都被假定为理性人，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问题都成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至于效用本身有什么性质、个人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以及与整个社会的效用有什么关系，则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去考虑， 他们都成了地道的工程师。这样，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丢掉了伦理学的传统，福利问题不再被关注，西方福利经济学走入了低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 　　 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沉寂。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庇古还定量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社会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税收等。 　　二、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广义的福利，也就是社会福利，包罗万象，包括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的满足和其他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产生的满足，由于这样的福利常常涉及到自由、精神愉快等难以计量，所以庇古认为经济学家可以不予考虑，经济学要研究的只是狭义的福利，即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又称经济福利。 　　 （二）社会经济福利 　　 个人的经济福利是指个人的效用或者满足，而效用或满足可以用商品的价格来计量，也就是通过货币来计量，因此，个人的经济福利是可以计量的。把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总计起来，庇古就得到了社会经济福利。这里的社会经济福利实际上是一个与客观的货币尺度联系起来的主观的心理状态。 　　三、福利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边沁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让每个人都能自由的追求个人利益，那就会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把到的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并把这叫做“效用原则”或者“功利原则”。边沁的功利主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虽然都是利己主义，但是利己主义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却各不相同。按照斯密的观点，自然秩序是和谐的，行事中追逐自我利益是人类的天性，在自由经济中这种自我利益可以自我协调，达到一致，这种逻辑影响了后来的李嘉图等人，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完全竞争的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将使经济福利最大化。而边沁则不认可任何的自然的和谐，并提出犯罪的存在来说明利己主义也有违反公共利益的可能，因此，社会一般利益是人为的一致，因此，在某些不受约束的个人利益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