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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若干思考 　　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将各自掌握或控制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刑事证据开示是审判公正兼顾效率的基本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基于审判模式内在规律的要求,势必涉及到控辩双方证据信息的沟通,上述证据信息的沟通是单向性、非彻底性的,缺少证据开示制度要求的双向性、彻底性。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笔者就构建、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谈点自身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证据开示的主体 　　 　　笔者认为证据开示作为控辩双方交换证据信息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一般应为检控方和辩护方。具体而言,检控方应包括公诉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辩护方应限定为辩护人。法官也应是证据开示的参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法官参与证据开示主要是以裁断者的消极身份参与开示程序,就控辩双方的争执问题作出裁决。 　　(一)辩护人的范围。公诉人作为控诉方是证据开示的主体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辩护方包括哪些人。有人主张参与证据开示的辩护方只限定为辩护律师,其理由是律师有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约束,不必担心律师会威胁、恐吓证人、作伪证。而其他辩护人就难有这样的保证。[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对不具备执业律师身份的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人民法院进行程序性审查并对其身份进行认定后,应允许其参与刑事诉讼证据展示。 　　(二)被告人可否作为适格主体。有的学者认为证据开示的主体不包括被告人,[2]认为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作为被追诉对象与检察机关处于不平等地位,可能由于受强制措施的限制不能随便行使辩护权,所以不能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笔者认为被告人尽管不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允许被告人向法庭提供诸如证明自己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的,因此允许被告人作为证据开示的主体有利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查清,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准确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符合证据开示的价值目标。 　　(三)法院可否作为适格主体。对于法院是否应参加证据开示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提出,法院不宜担任证据开示的组织者,因为庭前证据开示的目的就是证据先悉,它没有庭审的严格程序和要求,因而不能由其代为执行重要的诉讼过程,否则影响结果的公正性。而由检察院主持,则既可使证据时间由庭前到诉前,也可以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3]而主张由法庭主持证据开示的观点认为,证据开示的目的就是使庭审更简单、更清楚、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而要实现这一日的,就必须让审判长主持证据展示;而证据展示是双方展示,不会导致先入为主的。笔者认为尽管法院不是证据展示的主体,但其主持证据开示程序的运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二、关于证据开示的时间及地点 　　 　　证据开示的时间应该考虑证据开示的价值目标,有的学者认为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是否将被提起公诉还不确定,而不起诉案件的被不起诉人将不被移送法院接受审理,对不起诉案件展示证据显然与证据开示作为庭审准备的设立初衷不符。因此,证据展示只能适用于起诉后、庭审前这个诉讼阶段。[4]笔者认为,证据开示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开示,具体时间为公诉方对案件审查完毕后,应立即通知辩护方磋商证据开示事宜,地点可以在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专门设立的证据展示室。第二阶段,人民法院立案后、庭审前阶段的证据开示,具体时间为开庭审理之前,“可借鉴加拿大、香港的做法,举行审前讨论会(或称庭审前会议)的形式,结合我国当前审判流程管理方法,应由立案庭内专门设立的公诉审查合议庭主持,负责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同时规定审查公诉的法官不得参与该案的审判……”[5]具体时间,可在提起公诉后至开庭审理5日前进行。 　　 　　三、关于证据展示的范围 　　 　　证据开示的范围分为检控方和辩护方证据开示的范围。 　　(一)检控方证据开示的范围 　　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依据所有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在指控证据的基础上将检控方开示的证据范围扩大为所有的案件材料,或者相反,认为应当为某几类证明内容的证据。[6]笔者认为,将检控方所开示的证据范围限定为在庭审中作为指控依据的所有证据是相对合理的。因为证据开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庭审中有针对性的充分对抗作准备,所以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所开示的证据范围应以庭审中的所有举证证据为限度,过宽或过窄均不利于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对抗的针对性和充分性。且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已可以查阅案卷材料,将检控方所开示的证据材料限定为在庭审中作为指控依据的所有证据符合证据开示的价值要求。 　　对于检控方所开示的证据是否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笔者认为,如果此类证据是法定的从轻、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