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研究新范式.docVIP

柏拉图研究新范式 　　文体的变化据说表示思维方式的革命，甚至代表着时代精神水准的升降，但文章高手柏拉图却在“论文”写作已成风尚的时代故意用“过气”了的对话（也就是戏剧和诗歌）的方式来写作，甚至不以第一人称（不管实实在在的“我”还是遮遮掩掩的“我们”）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本人也几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露面，这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汪洋恣肆的复调立体书写方式也许能够更好地对应本来就极为复杂的思想世界，却给后世的解读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以至于历代阐释者谁都不敢轻易地肯定自己已经真正把握了柏拉图的“本意”或“真理”，更不敢代柏拉图立言，说自己能够帮助柏拉图建立起所谓的“柏拉图哲学”或者“柏拉图体系”。但柏拉图毕竟写下了如此宏富的文字，必然有所主张，其思想也必定自成体系，于是，图宾根学派的学者便站出来通过沉潜细致的艰苦梳理，试图以一种不同于以往各家各派的方式重构柏拉图哲学，并进而以此为契机，重新系统地思考整个西方哲学史，这无疑为柏拉图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堪称功德无量。 　　作为图宾根学派的直接传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先刚教授率先引进了“未成文学说”，因而他对这种新方法的研究当然比并未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的其他人，包括我在内，更有发言权。尽管我们仍然可以在总体上（甚至外在的）对这一派思想学说有所评论，但这种评价更多的是讨论甚至请教。 　　作者意在“对柏拉图哲学达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忠实的理解”（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下同），不以指责或批评柏拉图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并把自己在柏拉图著作中所看到的各种疑难完全算在自己头上，不妄言批判和创新，作者这种谦卑的态度乃是经典解释的基本工作伦理，对于当前的学风来说，的确是“一种反潮流的做法”（第3页）。但作者这种谦虚的方法论立场却有着极大的雄心，那就是要在反本质主义和反体系化已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局面下，试图整体性地理解柏拉图思想，并进而打通哲学和哲学史的壁垒，融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德国哲学，最终试图整体性地理解整个西方哲学，找到“哲学的正道”（第249页），不可谓不“野心勃勃”。 　　这种整体性的视野让我们避免了“断章取义”乃至“肢解”柏拉图，作者以柏拉图“未成文学说”为基石，同时把柏拉图对话录纳入进来，打破传统研究中对柏拉图对话录（或书写）的过分迷信，让“柏拉图的哲学首次呈现出一种更高程度的统一性”，并进而特别强调“未成文学说是整个柏拉图哲学的指导纲领和基本架构”，甚至颇为绝对地认为“也只有按着这个方向，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整个体系”（第127页），否则“就没有资格谈什么‘柏拉图的真正的学说’”（第92页）。 　　不过，即便柏拉图哲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有原则、有方法、有线索、有结论，简言之，有始有终，完满自足”，就算我们以“体系”待之才能更深入的理解柏拉图，但这个体系是否就一定是以本原学说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式的“大全”，仍然可以讨论。柏拉图哲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还是以形而上学为本体论和知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一个远比至今习以为常的狭隘哲学更为宏大的思想体系，依然可以深入研究。 　　作者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眼光来看待柏拉图，弱化苏格拉底“人文转向”对柏拉图的影响，“所幸，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在他的老师那里所受到的影响，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而在学理上则是挽狂澜于既倒，保守了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和精神”（第226页）。作者认为，柏拉图更多地受到了克拉底鲁、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的形而上学思想，“大大克服了苏格拉底在理论知识方面的缺陷”（第227页），从而认为柏拉图“在首要意义上显现为一位‘本原哲学家’”（第129页）。这种分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做法，与近代一直试图厘清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传统（所谓早期柏拉图更近于苏格拉底）可谓一脉相承，却与自己反对“早中晚”分期有所抵牾―――作者反对人们执着于对柏拉图学说所谓“早中晚期”的划分（第37页），这无疑也是对德国19世纪以来的柏拉图研究传统（尤其耶格尔）一种直接的批评。 　　把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割裂开来，从而把柏拉图划归到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阵营，让柏拉图成为数千年西方哲学真正的始祖，“柏拉图是哲学的第一位伟大的旗手和斗士”，因为他把哲学的内涵从泛泛的“理论研究”变成了“一种探索终极智慧的经天纬地之学”，而“哲学于柏拉图而言则是等于他的全部生命”，因此，柏拉图就是哲学的大救星，“没有柏拉图，就没有哲学”（第185页）。作者在维护哲学崇高地位的同时，亦较为客观公允地分析了哲学与诗歌的纷争，并把谢林、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些所谓的“诗人哲学家”视为远不如柏拉图的“钻研哲学的诗人”或“有点诗意的哲学家”而已（第173页）。这看起来极大地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