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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摘要】 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是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的必然产物。而在我国，这一制度却存在种种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仍有待于完善，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一个大的热点。此文拟对现行的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制度作一小小的评议，再针对“毒果”与“毒树之果”作分别讨论，阐明法官对于各种证据的不同采用原则，并在相关理论中配套制度的设计上提出建议，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非法证据的排除；“毒果”；“毒树之果”；“二元审判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25.2【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04-0110-02 　　 　　1 我国目前的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 　　 　　刑事活动中，证据排除制度是一种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被追诉人及其它合法利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把非法收集的证据排除在审判采用的证据之外。对于排除的范围究竟如何，由于中国从基本法层次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故学理界对此是众说纷纭。综合起来，其分歧多集中于法院对于“毒果”和“毒树之果”的采用上。有关此方面的规定的正式的法律，就只有《刑事诉讼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认识方法收集证据。”细看这一规定，其实它也并未作出有关证据排除的明确规定，只是对证据的收集行为进行了限制，至于审判中如果出现通过这些方法取得的证据，法官是否应当采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只能在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规则》中找到相关规定。《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规则》第265条第1款的规定与此几乎异曲同工，它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司法解释、内部规则在我国并不是基本法意义上法律的渊源，原则上它们的作用只是法院和检察院在法律的具体适用时的内部指导作用，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这二者的作用十分大，有时甚至于超过了基本法的作用，但它们毕竟不能作为正式的法律对待。这也就是说，在基本法的层面上，我国并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缺乏正式法律规则的引导作用，也就无怪乎实践中各地方、各级别的法院标准参差不齐，理论界更是众说纷纭，各执其辞。其次，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司法解释层次上建立起了排除规则，也只是排除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采用，至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问题，以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为线索，再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的效力问题，却成了一个空白，实务中如何采用更是混乱。从这一层面来讲，即使承认了我国刑事司法中有了“潜在的”证据排除规则，也是残缺不全的。我国目前的所建立的规则，面对我国实务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而有效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这也是本文的价值之所在了。 　　 　　2 “毒果”与“毒树之果” 　　 　　弗朗西斯#8226;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审判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给败坏了。”作为社会一些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是公正的源头，对于整个社会的正义的观念和对公正的信仰具有无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就刑事诉讼中证据制度而言，法官对何种证据予以采信，直接引导了公诉部门取证的观念和取证的方式；同时间接的引导了整个社会的证据观。而证据排除规则，正是由于法官以不采用何种形式的证据的方式，使得控诉部门不得不自我约束，避免原本有效的证据因自己的不合理行为而归于无效，从而危及自己的控诉目的的实现，这样无形之中加强了公诉部门的程序公正观念。如果法官对控方的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予以采用，无异于默认了公诉部门的非法行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样只会有更多的佘祥林案、孙志刚案。这种行为的漫延只会加深社会的“法检一家”的误解，而降低司法在人民心中的威信，更培养不了他们对法的信仰，以及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这是一种法治的更大灾难。那么，法官究竟对于何种证据适用排除规则呢？这是个理论界百家争鸣的话题。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毒果”与“毒树之果”上。 　　2.1 “毒果” 即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它又可以分为两方面，即以非法手段取的言词证据和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很明显，我国的“潜在的”证据排除规则，只是排除了前者。对于后者却未置一词。在理论界，对于言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