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平民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启示.docVIP

民国初期平民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启示 　　【摘 要】海外华工的生存困境以及“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民族改造运动萌发并促动了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平民教育通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来消除农村“愚”、“穷”、“弱”、“私”等病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要培养“农民带头人”，以带动农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价值观念更新为核心，培育农村发展的新风尚；以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为重点，提升农民经营致富能力；整合多种资源，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新型职业农民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 　　一、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思想的起源 　　任何教育思想的产生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平民教育思想的产生也是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 　　1海外华工的生存困境是平民教育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因 　　自1840年以后，我国受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侵略，国力极为衰败，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一战”时期，20多万华工以极其低廉的工资被招募运往欧洲战场，从事挖战壕，送物资和掩埋尸体的劳动。他们都是失学青年和成人，生活极为贫困，沦为被欺凌和奴役的对象。在欧洲战场从事华工安抚和服务工作的晏阳初发现，尽管华工勤劳刻苦、聪明能干，且不乏智慧，但因90%的人目不识丁而饱受苦难。在痛苦惋惜之余，晏阳初决定开展华工教育，以“开通华工的智慧，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1]经过两年，20多万的华工中已有很多的人能写信看报了，华工的求知好学让晏阳初备受鼓舞，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最底层、苦难的中国民众具有的伟大力量，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2]并感慨“国内有3万万多失学的同胞，都因受经济的压迫和教育制度的限制以致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样确实有碍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3]由此平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2“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民族改造运动促使了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 　　国外列强的侵略导致我国家庭手工业衰败、耕织分离，小农经济化经济结构逐渐解体，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急剧转型，由于工业生产知识缺乏，农民很难适应工业生产模式，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经济生活已经到了底线，他们终日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又没有经济条件来接受教育，形成了“经济―技术―生存”之间的恶性循环。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社会病为‘贫’、‘愚’、‘弱’、‘私’，随以四种教育来救治，即以生计教育救‘贫’，文艺教育救‘愚’，保健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而以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方式教育为推行之方法，以期达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最后则云实现三民主义，此可视为理论之基础。”[4]而“民为邦本”，只有改造农民的“国民性”，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根基，才能挽救中华民族。民国初年，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首倡平民教育思想，后晏阳初结合实践提出了面向农民包括工人在内的最底层苦力的有针对性的平民教育――即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苦力教育”。 　　二、民国初期平民教育的举措 　　民国初期的平民教育主要由民间组织发起、并通过与政府的互动，从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经费支持等多层面来推进平民教育。 　　1平民教育的组织与管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欧美“生活教育思想”的影响，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倡导要将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社会。1923年，陶行知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称“平促会”）。次年，晏阳初带领部分成员先后考察了直隶省保定道（今河北省保定市）的清苑、涿县（今涿州市）、定县、获鹿（今鹿泉市）以及北京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县，他们亲眼目睹了凋敝萧索、贫困落后的农村景象，深刻意识到“农民教育是切实农村生活的重要基本教育……需要从教育出发，研究与生活连锁的、有计划的农民教育方案”。[5]为了更快更科学地推广平民教育，“平促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适应失学人员的实际生活，研究并实验平民教育学术，协助国家教育民众，培养全民修齐治平的真实能力，发扬中国文化，促进世界大同”[6]为宗旨着手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基地，“其中有河北省定县平民实验县、湖南衡山平民实验县和四川新都实验县等，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并对其他乡村建设和改造团体以很多启发”。[7] 　　“平促会”在平民教育实验区还设有事务总揽组织、学术行政组织、教育行政组织、训练行政组织、学术研究组织、事务执行主席、附属单位等七大组织，负责平民教育的规程、计划、实施方案、行政管理以及实践训练等工作；另外，组织中的领导班子每年公推一次，以期民主与公正，提高工作效率。 　　可见，平民教育“不是慈善性的附带性的时办时辍的”，[8]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