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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思考 　　[关键词]民国学者,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1-0056-07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材大有八十余种,不少学者结合实践,以各类杂志和历史教育专著等为媒介,对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讨论。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见解和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依旧有着一定的时代意义。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探,希望能为我们编创中学历史课本提供一些的帮助。 　　 　　一、对各部分内容支配问题的看法 　　 　　1.政治史与文化史的分配、编排。 　　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对当时中学历史教科书过于强调政治史表示不满。例如,程国璋在研究了几种历史教科书后,提出:“各书政治史大致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史不及百分之三十,是否政治史太多,文化史太少?”顾颉刚也说:“从前的历史教科书,虽自己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实在只可说为完全的政治史。”李絮非则指出:“现行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虽于每朝代之后,间有叙述,然太简略,且不连贯。”另有人认为根据初高中阶段的需要不同,“就是在初中方面应多偏重于政治史,以文化史为副;高中方面,则多偏重于文化史,以政治史的高深研究为副”。他们进而又对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编排提出了问题一“政治史及文化史有混合进行或每代后附文化者,有每期授完后,再另授文化者。二法何者适宜?”对此,陆惟昭认为:“吾人编史,当将政治文化等等,夹叙一处以见此间相互之关系,递?之痕迹。”吕思勉在编高中本国史时也表达了对把政治史和文化史断然分开的反对:“……须知道偏重政治方面固然有弊,然而矫枉过正。……单独的事不论属于那一方面都是没有意味的――其流弊亦很大。”他所著的多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取了混合编制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方式,例如,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的“西汉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自魏晋至唐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晚唐宋辽金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和“元明清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等章节就分别将古代各时期的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租税制度、法律、学术、宗教及风俗等方面的情况编在一起叙述。 　　 　　2.各历史时期内容的详略。 　　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较多的是“详今略古”。郑鹤声在谈及“各时代教材的支配问题”时,指出:“我国人读史的态度,一向是崇拜古代而忽视现代的,甚至在现代的学校历史教学上,也往往详于前而略于后。……与其详古而略今,宁愿详今而略古。”以编纂外国历史教材闻名的何炳松所著《高中外国史》亦是以“详近略远”为主旨,其在分量分配上,“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编,上古和中古各占四编,而近世和现代的三百年间竟占六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的顾颉刚主张:“我们编纂历史教科,自夏代以前,竟可不问”,“太古时代的景象,只凭相传的口碑,附会的记载所谓鸿荒之世,一切太古的传说,只好看作神话,决不能取为可靠的史乘。所以竟可说那时是无史时代”。这种疑古思想直接体现在他所编的中学历史教材中,《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不提盘古,对原属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的描述也极为简略,而且特别加上“所谓”二字,以示不可信,在社会上曾引起很大反响。 　　程国璋的看法与他们略有不同,认为:“按我们中学教授中史的目的,最注意的是社会及民族的变迁进步”,因此,“按中学教授历史的目的,据我的意见,应多注重上古史和近世史。至于由秦至清初的中古史,无非是旅进旅退,循环不息,元有详细讲述的必要”,“现代史固然很重要,上古史事迹虽少,很可以考察进化的阶级和社会的变迁,也似乎不能太简略。” 　　 　　3.中外史的支配。 　　民国学者对本国史教科书与外国史教科书之间关系的处理,及中外史界限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唐鹏翔以为,“历史有本外国的划分,各国皆然,但应以本国史为主,外国史为宾。举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能屹然独立生存于世界者,均有其足以独立与生存的道理,所以应就本国固有的文化中求得其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史实和精神,来讲求复兴的途径,再于世界各国中取法晚近民族复兴的国家,如德,如意,如苏联,如土耳其,以作借鉴!”薛克柽也认为要强化本国史教材的地位,“因为中国是我们本国,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了解,自然是比较他人的更需要了,若不知,将何知彼?尤其在中学里,正是培养青年基础知识的时候,本国史的教材,是应比外国史来得多,而本国史所占时间的分配,也应比外国史来得多!”还有人觉得应加强中外历史知识的联系与比较,如陆惟昭提出,“并不是将世界事实,牵附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把世界历史,范围中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胡友李指出中西史迹,“在历程上尽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将中国古代文化与埃及巴比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