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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开拓者李新 　　去年2月5日，正是大地迎春之际，86岁（1918―2004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李新同志，伴随春风西行了。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建室以来，年过80岁的、担任过室主任的胡乔木（1912―1992年，80岁）、胡绳（1918―2000年，82岁），担任过副主任的廖盖隆（1918―2001年，83岁）和谢筱?浚?1916―1999年，82岁）当中，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老同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党在新时期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有关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他们主编的重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和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做了奠基工作。 　　 　　他是个坚毅自信的人 　　 　　在这几位老主任中，李新同志的身体是比较差的一个。1988年，他得过一场大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确定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微微闭着眼晴，呼吸短促，身体十分虚弱，显示生命垂危。但是，他不听医生、家属和机关同志的多次劝说，坚持不肯动手术。他微弱的声音中带着坚定的口气说：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医生说：你要相信科学。李新回答说：科学要实事求是。虽然大家都为他担心，但都了解他坚毅和自信的性格，他决不会在生命的问题上随便作出抉择。他忍受着病痛，慢慢服用中药治疗和调理，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称赞：李新的这种精神了不起。后来，他谈起“为什么冒这样大的风险”时，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但要少活几年；不动手术，痛苦一点，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随后，他孜孜不息地继续编撰未完成的史书，并抽出时间写回忆录。近十多年来，他几次患病，也接到过病危通知单，但他都跨越了死亡线。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民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丛稿、大事记、人物传等，有数千万字。对李新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都有很好的评价。 　　1972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国务院安排，由李新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研究和编撰中华民国史。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为国民党“唱赞歌”。后来还有人攻击他编撰的通史没有坚持“红线”，是“白线”、“黑线”挂帅等等。本来，研究和编撰民国史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历史是不断延续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史学工作部门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研究中国的全部历史，更主要的是研究和撰写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新对此据理力争。他说：我们研究、编撰1919至1949年这段历史，能不写北洋军阀吗？能不写蒋介石吗？能不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行径吗？这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如果这不写，不敢写，能说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问题是如何写嘛！只要观点正确，坚持写历史的真实事实，就是贯彻了红线。他坚决顶住了所谓要停止研究、不便编写民国史，以及不能如实地写民国历史的意见。他说：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民党及民国政府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对于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有好处的。经过三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新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后来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十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十余卷，《中华民国大事记》三十九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听说，国民党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得知李新编撰出版《中华民国史》后，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中华民国史》写出来，估计也很难写出来。 　　李新同志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人”，是“历史工作者”，他一生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虽然他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几经挫折，但是他想干的事业，都已基本完成了。 　　 　　由爱国走上革命的道路 　　 　　李新同志是我的前辈，也是知心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做过青年工作，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在延安，他和胡乔木同志一起办过《中国青年》杂志。我也长期从事过青年工作，也办过《中国青年》杂志。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近和交流。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十多年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李新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有个“清谈家”的戏称，很喜欢和他人交谈。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它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而且胸怀坦荡，谈论精辟，听了受益匪浅。 　　我敬佩李新同志不光是他的为人，他献身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他的科学严谨、求真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