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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两所女子大学比较研究 　　摘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金陵女子大学是民国时期两所重要的女子大学,其不同的教师群体及其教育、性别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在这种教育环境的影响下,两所学校的女学生亦产生了迥异的身份认同和思考方式,从而在社会政治活动和婚恋等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女子教育;教育文化;教会教育;性别观念 　　 　　在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图景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下简称女高师或女师大)与金陵女子大学是两所重要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两所学校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杰出的高级女性人才,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女高师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其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当时女子高等教育中处于领先地位,从1917年筹建到1924年,短短几年时间,为社会输送了300多名毕业生,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包括社会政治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著名作家、学者在内的知名女性,成为当时国人自办女子高校的中心。[1]而发端于基督教教会教育、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金陵女子大学,自1915年创建至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到1951年和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中,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以及卓尔不群的毕业生群体,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办学最具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女子大学。 　　然而假如从教育文化的视角审视,两所学校却存在极大差异。不同的教师群体及其教育、性别观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两种教育文化环境,并进而影响到女学生的身份认同和思考方式,致使她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始重新建构自我。本文从文化环境与性别视角出发,研究20世纪初两所女子大学的性别文化、教育环境与女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认识及行为选择,揭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文化形态丰富、复杂和多样的面相。 　　一、迥异的教师群体与教育文化环境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装订精美的回忆录、英文年报以及连续出版的学生杂志中寻觅到金陵女子大学的旧日踪迹,那么,有关女高师的内容则可能出现在当时报刊杂志关于抗议和游行示威的报道上,在激进知识分子倡导妇女解放的言论与活动上,在与当时北京一些著名大学的男生们组织的各种学会上。当然,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也许主要在于两者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创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目的是为迅速发展的女子教育提供师资。从社会政治和性别视角审视,在跌宕起伏的十余年的发展中,它更像是一部女性的解放和斗争史,它与当时社会上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和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与此不同,1915年由美国基督教差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却有另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考察两所学校的教育文化环境,可以看到,作为教育文化的主体,两所学校的师资无论是在来源、身份认同、思想、教育理念上都存在极大差异,迥异的教师群体形成了两所学校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 　　1. 激进知识分子的教师群体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深刻的思想革命。他们对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历史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大量由他们创办的宣传西方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追求西方新知的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其中,倡导妇女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也成为各种杂志和各界精英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他们看来,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新文化运动的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在西方和日本接受过现代教育,他们有深厚的国文根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大多汇聚在北京的高等学校。作为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高师自然也成为他们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据史料记载,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许寿裳、陈衡哲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都曾来到女高师,或担任某一门课程的讲授,或应邀前来演讲,对女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不遗余力。其中,从美国留学归来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年轻教授胡适,曾是女高师学生喜爱的教师。1919年,胡适来到女高师教他自编的中国哲学史,他讲授时,下面总是“黑压压地水泄不通的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听他的宏论”[2]。不过,对于这里的女学生来说,印象最深的则是1918年在学校还未正式升为大学时他在学校里演讲《美国的妇人》。他以自己在美国生活中的见闻说明美国妇女的生活方式,极力强调美国女子自立的精神,并提倡中国女子也要培养这种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3] 　　1920年前后,李大钊也应邀来到女高师国文部,先后为女生主讲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讲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系统介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