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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视野中流行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是“以民族学#65380;人类学方法研究音乐的学科”,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它已经把流行音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65377;流行音乐研究可以开拓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时空,促进其更新观念,丰富其研究方法与理论#65377;民族音乐学则可以为流行音乐研究提供研究角度#65380;模式#65380;价值观#65380;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帮助#65377;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流行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240-04 　　张??(1976―),男,南昌大学音乐系讲师,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与大众音乐;涂园园(1980―),女,南昌大学音乐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音乐#65377;(江西南昌330031) 　　本文为南昌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65377; 　　 　　一#65380;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展 　　 　　民族音乐学能不能研究流行音乐?这本来并不成问题,但因为普遍存在的误解,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民族音乐学并不是想当然的“研究民族音乐的学科”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是“以民族学#65380;人类学方法研究音乐的学科”#65377;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史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并最终把流行音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65377; 　　中国语境中,民族音乐学与传统#65380;历史有紧密的联系;而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在一开始即与历史音乐学并列#65377;奥地利学者阿德勒(G.Adler)在其1885年的《音乐学的范围#65380;方法和目的》中,曾这样描述民族音乐学的第一个阶段――“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历史音乐学关注过去,比较音乐学则以当下为研究领域,以“他者”(the other,对欧洲人来说就是欧洲以外的区域)音乐为研究对象#65377; 　　1959年,荷兰的孔斯特(J.Kunst)批评“比较音乐学”并没有比其他学科运用更多的“比较”方法,并提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一新称谓,但其依然延续了原来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与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P121)#65377;不过在此之前就有不同观点,如美国音乐学家切斯(G. Chase)指出,“不管原始社会也好,复杂社会也好,东洋也好,西洋也好,无论属于什么社会都没关系,它就是从音乐方面去研究现代人类”[1](P211)#65377;梅里亚姆(Merriam)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借鉴民族学#65380;人类学的思路,于1964年出版了《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65377;此后民族音乐学视野得到极大扩展,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音乐事象;同时其注重田野调查#65380;实证主义的特点,也必将促使它把当前的#65380;身边的音乐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65377;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65377;无论是法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65380;福柯的“权力话语”#65380;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理论,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还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传播#65380;亚文化理论,都非常关注当下的生存现实,并把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流行音乐作为关注目标#65377;而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在这种背景下走入城市,也不得不把流行音乐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65377;开创了“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纳特尔(Bruno Net-tl),他的专著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Tradition and Change(1978),从题目即可看出民族音乐学对流行音乐的接纳#65377;事实上,现在民族音乐学的眼光早已不限于乡野遗迹,而把莫扎特#65380;贝多芬等西方经典音乐,当前的摇滚#65380;饶舌等城市流行音乐,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65377;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他者”已不再单指“非西方民族”,而是扩展到所有社会差异形式,如性别#65380;年龄#65380;职业#65380;社团组织#65380;族群#65380;阶级等;这一范畴中最典型的亚文化(subculture)研究,如青少年#65380;下层阶级#65380;妇女#65380;移民等这些身边的文化他者,也正是流行音乐研究的关键词#65377; 　　总之,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