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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亚安全共同体可行性探析 　　〔摘要〕苏联解体后，诞生了中亚五国，留下了地缘政治权力真空。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目前该地区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这包括边界冲突、跨国民族矛盾、资源短缺、种族暴力、颜色革命、糟糕的边境管理、毒品走私、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俄罗斯军事介入加大、有组织犯罪及疲软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等，强烈的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有效应对三股势力和全球化的内外部挑战。 　　〔关键词〕中亚安全共同体;全球化;亚洲新安全观;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49-07 　　一、安全共同体思想的由来 　　 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它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以多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1〕在鲍曼看来，共同体实际上只是为了追求安全而建立的认同共同体，“我们好像拥有的某种认同政治，它伪装成共同体，提供安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控制机制”。〔2〕而作为共同体的坚定倡导者，阿米泰?伊兹欧尼认为认同与共同体之间存在深刻联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哪种文化是自己的、应该仿效哪些英雄、必须避开那些恶棍、我们来自哪里、命运如何，除非我们与某个或多个共同体建立联系”。〔3〕“共同体不仅涉及成员该如何行动，它也为相关冲突的一致性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4〕共同体意味着与自己人安全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愿意作出承诺……不安全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陷入了一个取消控制、灵活多变、充满竞争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流动的、不可预料的世界”。〔5〕所以，“共同体在今天的流行，可以被看做人们对于因全球化而产生并加剧团结和归属危机的一种回应”。〔6〕 　　 然而，共同体会把自身所具有的那些共同性界定为与外部生活构成区分的共同特征，“社会团结要求一种基于共同的种族血缘和本土符号的文化统一感，因此为了加强共同体的团结，就会有持续的进行文化净化的迫切要求……正是独一无二的民族神话为国家赋予了合法性，并将其（常常是多元分散的）人群统一起来”。〔7〕而黑格尔和亨廷顿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寻找和树立外部的对手和敌人，这正是促进民族国家这种现代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有效方法，外部力量是否与该共同体和谐相处，取决于前者是否触犯后者的边界和核心利益。但凡出现认同或归属危机，族群或社群往往会求助于群体原初的联系，依赖重新捡拾起来的历史记忆和族群根基史，重新建构意义、重塑族群形象并且赋予全新的意义，赖此基础重构地域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8〕 　　 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最早由理查德?凡?瓦根提出，但真正将其理论系统化的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他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以武力相互损害，而是以其他方式来解决争端，在《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区域》中将安全共同体分为混合的安全共同体和多元的安全共同体等两个类型，前者以美国为例，许多的政治单元最后形成一个政府成为一个国家，后者则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相互之间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这源于其共享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我们”身份认同，一种相互同情和忠诚，也是一种“我们感”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我形象和利益的认同以及对于彼此行为的预期，〔9〕并把安全共同体的创建看作是一种认同建构的实践，将其界定为“某种程度上普遍化的共同认同或忠诚”，在安全共同体的创建中，“参与者主要价值目标的和谐或一致是国家对共同体规范内化和认同建构的结果”。〔10〕阿德勒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当一个国家集团秉承一种消除争端的目的，集体放弃了暴力作为解决它们差异的手段时，安全共同体就出现了，在以他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看来，安全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放弃暴力解决彼此争端的惯例来自于社会化互动、规范和身份认同建构。他和巴奈特认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预期，安全的预期同样来自于共同体对于利益的共同理解和相互之间共同的身份认同。安全共同体具有三个特征：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现出来的互惠性。阿查亚发展了安全共同体理论，他认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