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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沦陷时期日本经济殖民政策探析 　　[摘 要] 自1938年10月起，武汉进入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日军在武汉大肆掠夺战略物资、垄断金融贸易、操控烟土和食盐、无偿掠夺劳动力。在日军的疯狂破坏和残暴统治下，武汉沦陷区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十分悲惨。 　　[关键词] 武汉 沦陷时期 经济殖民 以战养战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侵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冲入武汉市区。27日，除法租界外，武汉全部被日军占领，从此进入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湖北是全国的农业大省。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经济资源。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在武汉不仅侵占土地、操控政治、推行殖民文化，为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更在经济上采取了疯狂的殖民掠夺以支持华中、华南侵略战争。其中对战略物资的掠夺、金融的垄断、烟土食盐的控制，以及对劳动力的压榨，都是日军在武汉实行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武汉人民在战争的破坏和经济掠夺的双重摧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掠夺战略物资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的短缺显然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致命弱点。具体来说，在“25种重要军需原料之中，日本能自给者，只有镁、硫化铁及人造丝三种，其余均不能自给”[1]p2。日本为达到对中国的长期侵略目的，实行了“以战养战”方针，在武汉大肆攫取战略物资。其中粮食、棉花、钢铁、矿产等战略物资更是成了其掠夺重点。 　　（一）对农业资源的掠夺。武汉虽自身不出产农产品，但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运经此地的各种农产品均遭到日军疯狂的抢掠。在武汉沦陷初期，有大批未来得及转移的库存物资被日军劫夺，其中大宗物品即有棉花120多万担、桐油700吨、牛皮200余捆（每捆300斤）、猪鬃200多箱、生漆500多吨（每吨价值5000美元以上）、木耳200多担[2]p613。为了实现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统治法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各种农产品的收购、运输和销售实行严格控制。当时日本华中军部规定：将矿产、棉花、布匹、油料、?r麻、牛羊皮、猪鬃、桐油、生漆、羊角等一律列为军用专卖品，只能由日本洋行代军部收购。此规定一出台，日本洋行立即压低价格强行收购各类战略物资。例如，战前武汉细绒棉花每百斤32元，日本央行压价为27元；头麻原每百斤25元，压价为22元。其余各类战略物资收购价格均只有战前八折左右。1941年6月28日，伪汉口特别市政府颁布《调查汉口特别市内现有米粮办法》，实行粮食统制[3]p137。同年8月，伪政府又制定了《管理米粮对策》，规定全市之米店统一集中在姑嫂树、杨家河、巴江等三片集中经营，各轧米厂均应加入公会成为会员，由公会集资统一收买稻谷，严禁自行买卖，各米店依据计口售粮制度按限价配售[4]。日军通过颁布此类法令彻底控制了武汉沦陷区的米粮农贸市场。若以1937年武汉农副产品集散数量的三分之一为日本每年强购的数额计，武汉沦陷七年，日本侵略军通过日本洋行掠夺武汉的棉花约469万担，胡麻约56万担，生漆约8.4万担，桐油约231万担，羊皮约700万张，茶叶约21万担，猪鬃约3.5万担[5]。 　　（二）对工业的侵占。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工业重镇，原拥有较发达的工业，市内建有大量生产水平较高的钢铁、纺织、机械等制造加工企业。据1936年《湖北年鉴》记载：武汉当年开工的民营工厂516家、资本4700万元，公营工厂20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大量工厂西迁，待到武汉沦陷时，市内只剩下一部分无力迁徙的中小企业。据统计，日军占领武汉时，武汉工业迁徙的占57%，被敌机轰炸的占12%，来不及迁徙的工厂被国民党主动破坏[2]p597。日军入侵武汉后，立即强行霸占了残留在沦陷区内的厂房和设备，例如汉口扬子江机器厂、汉冶萍汉阳铁厂等，后来都成为日军生产军事设备的基地。此外，武汉楚胜火柴厂设备为日军“三井火柴厂”占用，金龙面粉厂则成为日军的军粮加工厂，原水电厂也被日军侵占。日军粗暴的经济垄断造成武汉在沦陷时期原料短缺、经济发展停滞，整个武汉陷入了一片萧条。 　　日军对武汉沦陷区工业资源的疯狂榨取，导致武汉的工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严重阻碍了武汉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为了长期有效地支撑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的物资需求，迫切需要调整这种状况，日军企图依靠武汉一部分工业的基础，恢复原来各工业的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日军通过强制合并、调整等手段，相继成立了华中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日华制油厂、机器红砖厂等。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仍然谨守“以战养战”的策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当时通知，武汉各业恢复必须中日合营，紧紧为军需服务。据日本汉口工商会议厅统计，1942年曾“复兴”工厂133所，约为战前工厂数的25.6%，年产额为战前的15.8%，工厂集中分布在汉口三民路以上的“难民区”，产品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