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形象学研究中形象构建不确定性.docVIP

比较形象学研究中形象构建不确定性 　　摘 要：主体对异国研究是站在“社会集体想象”之上的，加上观察时有主观想象掺杂，对于异国形象的构建未免以偏概全。本文着重从“形象的裂痕”“权力话语”“形象来源的契合”三个方面来阐释形象学研究中形象构建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比较形象学；形象构建；不确定性 　　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对另一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通俗说就是文学作品的他者的形象，而这里的他者指代的是国家。形象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畴，本身存在一定的开放性，以一种“跨”和对话的方式进行。 　　一、形象的裂痕 　　对于形象学而言，在树立他国形象之前总要基于一定的“现实”，这里所谓的“现实”就是时人对某一异国的集体想象[1]，这个集体的想象是笼统的，他只是单一地描述整体中个别部分的形象，而经常不能对一个整体作全景式的论述，而更可悲的是时人无法摆脱这一“现实”，哪怕是具有一流批判精神的诗人或作家也不能做到。 　　一个整体的形象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整体中部分与部分的形象之间存在裂痕，这时就要对整体作分门别类的探讨，可是这样探讨容易割裂部分与整体的从属关系，使部分与部分之间相对孤立，缺乏联系。而注视者一方由于能力和阅历都十分有限，不能涉透到整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言说或书写时，只会强调他所接受到的材料与信息，汇总成一个部分的形象。更有甚者，描述主体会将这一形象扩大到整个异国的形象，或是这样的描述被别人误读为整个异国的形象。同样是十八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描述，有一本题为《中国――欧洲的榜样》就以自然神论为其研究主题，于是在西方人眼中自然神论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正发展着否定中国文化的潜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中国虽有很多法律，但都不是从保障人民权益出发的，而是为了维护其最高统治，强加于人民的约束。[2]以上的例子是指同一时代的人对于同一异国形象的描述，把它认为是形象裂痕产生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整体形象存在断裂，同一观察者的描述也会随之出现裂痕。如清朝晚期，西方人对中国妇女的主流观点是受压迫，而太平天国却赋予女人以相对的自由，英国沃尔斯利在《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就提到太平天国女人的开放与自由。 　　第三，不同时代人在描述同一异国形象时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部分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也是整体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在李雁南《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提到曾经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对中国的仰视之态，甲午战胜，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中国作为高尚的道德、脱俗的品质和一种自然存在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而存在，日本对中国的美好幻想又与中国落后、腐朽形象的本态产生了时间上的裂痕，他们对中国的形象的理解甚至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文本中的形象。而且日本的这种看法与当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看法产生裂痕，这也就是第三种出现裂痕的情况，由于同一时代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被观察者的看法不同而出现裂痕，欧美国家当时则认为中国是蛮荒、落后、贫穷、愚昧的国家。 　　二、权力话语对形象构建的影响 　　周宁曾为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下了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向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3]西方本身对中国形象的构筑就是一个权力的话语体系。除此而外，由于形象总会存在裂痕，存在着多个部分，而这多个部分在被描述、言说、书写时所占的地位也是有轻有重的，客体有主有次，观察主体的地位也是有高有低。 　　首先，由于各个部分在整个形象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受权利话语支配的那些部分有更多被描写的机会，这些部分往往是一个整体形象中最活跃，最开放，最有特色的那一部分，当受主体关注的时候，这一部分的形象也是最容易被照亮的。比如，外国人在描述中国人时，常用的城市莫过于北京，上海等，如和田博文的《语言、都市、上海》，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横光利一的《上海》。如阿瑟?米勒《推销员在北京》、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等。由于北京、上海各自分别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而存在的特殊身份，在国际上比较大的影响力，聚集的外国人也较其他地方要多，所以也被人们推至话语的中心。 　　其次，由于主体的言说总是存在一定的惯性，在其中的一个部分被描述并产生广泛影响以后，该部分被多次描述的可能性又会增加。如北京，上海在历史上被言说书写的的概率相当高，于是便有了这一言说的惯性。而其它的城市或农村的形象却不能在话语中占据到主导地位。当然有时候这种惯性与整体形象中最活跃，最开放，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