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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城市与农村社区定位及自治研究 　　[摘 要]社区自治作为一种推进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被提上议事日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社区自治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进行的,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农村村民自治的行政压力较大和城市社区自治的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与自治能力不强有关。因此,公众积极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才是社区自治的根本之意。 　　[关键词]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社区自治;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构建已基本完成:整合了街道、居委会辖区,建立了新型社区;逐步健全了社区自治组织,培育发展了社区中介组织;强化了社区组织的日常服务、管理功能等。社区建设正在成为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第三产业新的增长点,并日益在城市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但社区建设在农村尚处于探索创新阶段。在许多居民眼里,“社区”只不过是过去“居委会”或“村委会”的翻版。社区的定位问题,既是社区建设必须把握的方向,也是社区建设要实现的目标。社区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的形成与自治密不可分。 　　 　　一、社区与社区自治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erdinand Tonnies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中文“社区”一词,最初是费孝通在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由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帕克之后,不断有社会学家对“社区”的涵义进行探索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社区是人们对其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区域社会”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后人又归纳出构成社区的七大要素:人口、 地域、 经济、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共同的文化制度、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为公众服务的公共设施。社会学家常把社区作为研究社会的起点。郑杭生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社区”的学术内涵与现实实践是有一定距离的。唐忠新认为,中国社区属于基层法定社区,城市的区、街、居委会辖区都可视为社区。笔者认为,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本质所在,社区建设中要注重政府部门的指导作用,更要注重社区中居民的认同感、归宿感和利益相关度,唯有如此才能顺利开展社区建设,更为真实地体现社区建设的自治精神,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要推行社区自治,首先必须将其操作化。所幸的是,当前我国社区自治在实践上已经突破了原有理论设定的框架,将社区重新定位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社会结构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转变,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已成为新型社区必须具备的功能,即基层自治必须以新型社区为载体,新型社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是其应有之意。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组织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在第2条中对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解释:“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时下所建立的新型社区体制,是在遵循宪法和居委会组织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次改革,社区的自治性质及其“三自职能”仍然没有变。以自治为导向的社区定位与社区划分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社区自治作为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有效形式,是一种有限的自治,即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和政府的指导下,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内各种协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依法自治。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是等值互补的,即社会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展程度不单由国家权力从社会中退出的程度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的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程度。因此,基层自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政府对社会进行新的、有效的动员和整合,以充分培育基层群众自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可见,中国社区自治的推进必将是一个规划性的变迁过程。 　　 　　二、社区比较:非均衡状态下的城市与农村社区自治 　　 　　我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农村村民自治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但直到1998年才在全国广泛实行。城市社区自治的萌芽形式从1950年代初期就已产生,但直到20世纪末才在全国广泛推行。而在城乡基层自治发展中,农村率先崛起,正向深度扩展;城市迅速突破,正向广度蔓延。由于相关因素的制约,二者的走向有所不同。 　　从萌芽形式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比农村村民自治萌生更早。早在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