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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诗学学科价值理念与方法意识 　　比较诗学，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叙述，而只是从当下的研究重心去加以简略表述，其实也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一个理想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尽管有着命运赋予他的特定文化血统和知识背景，但是在研究的立场和视野上，却始终应该是尽量超越其上的。它需要从多边文化、多种理论和多重参照的立场去审视和判断有关的文学理论问题。他虽然难以真正做到所谓的价值中立，但是，却应该能够做到时时的反省自身和倾听他人。这种学科理念在当代中国文艺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文艺研究的现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趋势。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学科概念的形成，主要源自于现代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化，也来自于某些不带偏见和有着了解非西方文艺理论思想欲望的学者。譬如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克劳德?纪延，前些年才去世的法国比较文学元老艾田伯，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孟尔康等。但是，对于整个西方文艺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界而言，这种跨文化的文艺研究却构不成热点和潮流。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出国访学研究，仔细去检索英文或者其他语种国外图书馆的著述目录，其中真正跨越西方文化所展开的比较诗学理论研究其实并不多见，也缺少应有深度。这样，当我们试图像学习其他西方理论一样，把深度借鉴的目光投注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的时候，最后带回的只是一个空瘪的行囊。 　　细想一下，其原因也可以大致明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攻城略地，话语霸权的趋势越演越烈。走到哪里的学术讨论，大致都离不开这种那种的西方或者西方化的主义和理论，话语和符号范畴，离不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或者自黑格尔、康德以来的开场白。处于这种意得自满的话语境地，不能想象，现代性理论大权在握的西方学者们能够真正弯下腰来，真正自觉平等的开展跨越性的理论研究、对话和著述。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要进行文艺理论的比较?比较什么?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文论?对方不是都在上赶着学习西方理论吗?有什么理由和紧迫感不得不去比较呢? 　　于是，回归本土文化，反观自身，便可以慢慢意识到，一种学科意识和方法体系的建立，借鉴和发展等等，其实是和学科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追求紧紧扣在一起的，只有具备了明确的学科理念和价值目标，有了理论运用的所谓“实际”需求，这种学科和理论，不管他是自创的还是舶来的，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学界情不自禁的选择和追求。 　　而在当下的中国，文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比较和研究，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首先是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由历史造成的现代性落差；其次是自先秦孔孟和老庄以来，我们所拥有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资源；再就是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和策略。存在落差，拥有资源，具有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愿望，前面又有所谓“西方”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性的参照系，于是，就不得不借鉴，不得不参考，不得不比较，不得不游走于中西古今之间，以图通过参照和比较性的对话，去发现自身，更新自身，试图实现中国文艺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突围。于是，比较诗学的研究，也就是文艺的跨文化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不管是不是有一套“导论”或者“体系”式的理论先介绍进来，比较诗学研究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和文艺研究的某种潮流和焦点之一。 　　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初，也就是学科化的比较文学理论尚未引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们已经在自如地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的问题了。譬如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等。据对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种国内比较文学著作和论文的统计，其中可以列入比较诗学研究范畴的就在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当时一些最优秀的文学研究成果，都是以比较诗学为代表的。譬如朱光潜的《诗论》(1942)，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等。由王国维开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原则，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陈寅恪《静安遗书序》)。以及钱钟书所谓“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学科价值理念，他们试图融古今中外为一炉，坚定的相信这样的学术价值信念，那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无论是东方西方，人作为所谓无毛两足动物，也都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正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无疑然，本乎物之必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