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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中族群社区自我发展机制研究 　　摘 要：传统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中，由政府和开发商构成的“他群”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决策及经济收益的主体。东道主居民或者无参与或者被动参与，缺乏决策权、话语权和必要的经济收益，成为被操纵、被利用的对象。本研究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个案，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着力从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政府宏观调控与扶持、以社区为利益主体的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民族文化自我保护与传承、主-客合作六个方面构建民族旅游社区自我发展机制，力图赋权东道主居民，尝试在有限外来力量介入情况下，鼓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旅游开发、发展和管理，充分发挥决策权和话语权，探索一条让绝大多数原住民真正获益的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民族旅游；社区主导；自我发展；生态发展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1-0090-07 　　西部地区集“边、民、山”三大特征为一体。长期以来，“边疆”和“山区”的双重不利条件使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及通讯设施滞后，加之资金、人才、技术的匮乏，严重阻碍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随着我国旅游消费的蓬勃兴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奇异丰富的民风习俗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促进了目的地社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然而，长期以来，民族旅游社区的东道主们因缺乏从业知识与技能培训，以及必要的资金支持和管理经验，对社区旅游开发的意向和参与度不够，大量外来投资者成为社区旅游开发的主力军。各级政府政策与监管的不力导致旅游开发与发展盲目而无序进行。开发商们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其结果是以民族文化的移植、失真、族群认同感的弱化和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换取有限的经济收益，这与民族旅游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各少数民族群体是社区旅游的主体和社区民俗文化的载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级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外部人力、技术和资金援助，积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探索一条自我发展道路，让社区居民成为旅游发展的真正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实现民族旅游社区健康发展。 　　一、传统民族旅游社区发展研究 　　（一）民族旅游社区发展模式分析 　　现代旅游的蓬勃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催生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崛起。经济和文化双重动机促使对民族社区的旅游开发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从参与开发的主体来看，传统民族旅游社区发展模式包括政府运作型和企业运作型。政府运作型开发模式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导，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对少数民族社区实施开发规划和统一经营管理。社区居民仅作为旁观者和跟随者，政府成为决策及经济收益的主体，社区居民或者无参与或者被动参与旅游，成为被操纵、被利用的对象。因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导致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政府管理失灵，旅游经营活动失序，最终出现“多输”现象。阳朔县的遇龙河景区是政府主导民族旅游社区发展的典型。2002年9月，阳朔县政府成立竹筏漂流管理中心，成员由政府各部门人员兼职，下设国有企业――竹筏漂流公司对遇龙河沿线竹筏漂流实行统一经营和管理，将河流沿线散存竹筏收编为公司所有，要求筏工持证上岗，购票经营。部分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暗地里参与旅游经营获取厚利。村民认为政府主导的公司毫无投资却坐收渔利，加之许多无证村民开始自行经营竹筏，引起有证筏工不满，政府多次介入毫无成效。直接面对社区的基层政府缺乏决策权和执法权，最后无人愿意购票经营，竹筏漂流公司名存实亡，旅游秩序失范，问题层出不穷，景区管理成为烫手的山芋[1]。 　　企业运作型开发模式由政府引入外来开发商，从前期规划、建设到后期经营和管理均以企业运作为主，社区居民通过经营家庭旅游接待、出租土地房产等方式或被动参与或象征性参与社区旅游并从中获取有限收益。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西双版纳傣族园是典型的企业运作型开发模式。1998年由广东东莞信誉实业总公司投资开发，后因资金短缺转由橄榄坝农场和昆明宜良南洋建筑公司合股建设、经营和管理。从表面上看，各家各户都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社区参与度较高，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利益流入了开发商的口袋里，村民仅从农业种植和餐饮服务中获取微利[2]。 　　以上两种模式虽然广泛倡导社区参与，但实际操作中政府或企业往往把居民参与作为一种吸引游客和获取利益的营销手段，居民仅仅是社区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 　　（二）民族旅游社区开发利弊分析 　　1.外来投资“掠夺”式开发加大内外贫富差距。长期以来，民族旅游社区的东道主们因缺乏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以及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商业经验，对社区旅游开发的意向和参与度不够，大量外来投资者成为社区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