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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发展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影响
民间组织发展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影响
摘要: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具有非政府性特征的公民社会组织,农村民间组织代表着组织成员的利益,又与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展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培育了民主法治理念、缓和了政府农民矛盾、助推了村民自治法治化、诠释了现代法治精神,可望成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第三种力量。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民间组织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进程中,农村基层仍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瓶颈”,没有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农村民间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具有非政府性特征的公民社会组织,一方面代表着组织成员(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与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作为政府、自治组织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能缓和国家、集体与农民的矛盾,能为国家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提供合适的载体。
一、民间组织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1温铁军认为农民合作组织不是前些年那些松散的协会,而是一种紧密的形式,农民交入社费、入社股金,在利益上紧密相关。2作为农村社会新型组织,民间组织依靠其成员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带动农民广泛的社会参与,提升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同时,民间组织又拓宽了农民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基层政府知民情、解民意,还能运用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制衡政府权力,催生法治政府。农村民间组织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以村民委员会为主导,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具权威性的自治机构,但是,由于村民自治制度还不完善,制度实施还不彻底,农民并未行使完全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权。农村民间组织作为乡村治理框架下的新利益团体出现,弥补了制度实施不力的缺陷,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新平台。农民的声音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来传达,他们能通过内部选举组织领导来代表民间组织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和政策的制定,进而维护自身利益。而民间组织由于具有参与自愿性、公共服务性、内部管理透明性、内部决策民主性等特征,深得成员的信任,正成为农村基层法治化治理的重要载体。
二、民间组织培育了民主法治理念
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尽管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以农民的某种私利为直接目的,但在客观上,它却仍然与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和乡村自治相伴随。就农村经济性民间组织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广大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被推上了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分散的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日益明显,单家独户经营方式的弊病逐渐显现。严峻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清醒的认识到,单枪匹马、零打碎敲的小农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维护自身利益,取得较好收入,必须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共享资源,共同参与市场竞争与分配。这种市场风险迫使农民彼此之间走向横向联合,提高了组织化程度。而在生产中,单家独户的小生产经济实力弱小,承受自然风险能力不强,农户不敢投入较大的成本来采用新技术和改善生产条件,在农产品的品质、农药残留等方面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广大农民也迫切需要产前、产中、产后多方面得科技服务。与此同时,在市场竞争中,农民受自身素质限制,加之分散经营的农民信息不灵,农民对市场预测和掌握市场动态的能力相对缺乏,很难有等价交换和平等竞争的能力,极易受中间商的盘剥,要提高经济效益,抵御市场风险,必须走向联合,由此,农村经济性民间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客观上,这种农民之间的联合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运行增进了农民交流,激化了农民主体意识。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以公民社会的主体意识为基础,以农民的公共精神为纽带来支撑的。3在公共领域,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和自我服务性以实际行动诠释利他主义,使农民在服务与被服务中感受组织的价值,提升了公共道德素质。在组织内部,民间组织的运行规则源于人们自身利益保护的要求,更能为人们认同并自觉遵守,成员之间能够凭借规则实现相互的信任和平等合作,培养了社会契约和规则意识。在社会领域,民间组织作为利益共同体将分散的农民有机地组织起来,以民主管理、群体自治、公共服务等方式,使村民在协商民主的民间治理过程中审慎地对待各种利益诉求,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并进行理性反思,提高了民主协商意识和能力。当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于农村社会大舞台时,它又是国家和社会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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