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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超强脑力之外看到人价值 　　梁冬觉得自己坐在《最强大脑》评委席，就是被友情架上去的。 　　他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正安堂和自媒体节目《东吴相对论》上，江苏卫视里有不少梁冬的朋友，《最强大脑》节目制片人王刚直接找到了他家，一番恳谈，梁冬说，我智商一般；王刚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脑力节目，你不需要做出很有智商的样子，只需要感受你作为个人在过程中感受到的就行，一切电视节目的本质都是借由一种形式呈现社会的观察―这也正是江苏卫视坚持让梁冬做评委的原因：他们看到梁身上的人文关怀。 　　坐在那张椅子里录了几期节目，梁冬笑称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智商挺差的”，但节目最初的设计就并非让最聪明的人去点评最聪明的人，只不过有时候观众和节目制作人之间有个误会，“公众想当然觉得选秀节目得找专业的人，既然是脑力节目，那就得找四个科学家；可电视制作人站在媒体角度，真找四个科学家，那可能就没人看了。”梁冬觉得这就是创新的成本，而观众对于几个评委的不认可声音可算来源于此。 　　他没太关注那些声音，“就是一个体验”，体验的结果大家都透过电视荧幕看到了：了解周玮的故事之后，梁冬痛哭“忏悔”；就“扒鸡大妈”的报笔画数技能到底有没有用，他与魏坤琳又展开了争论……节目中的梁冬显得感情充沛，他解释说，“现场我们是用了一个多小时来录的，最后被剪了几分钟，所以大家会觉得―梁冬的高潮也来得太快了吧？其实我就是业务不熟练。” 　　这是外因，内因是，这几年他学中医学来了一个“附带品”：同情心。“好大夫非常敏感，一个脉搏的跳动他就能听到很多东西。”一个选手本来有攀岩天赋，因为老婆不喜欢就转而去做了老师，“他说的时候好像觉得没什么，我就悲从中来”；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到这个舞台，那么多灯光打着，那么多人看着，而后晋级失败，“他跟我儿子一样大，我就想如果是我儿子在上面，我会怎么样呢？”又难过半天；还有靠气息辨物的艾晓娃，“她上台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观众轻声聊天，开着不经意的玩笑，后来当我把眼睛蒙上、体会一个盲人的感觉，就发现那些不经意的语气会多么刺伤盲人的自尊心。” 　　这些“感觉”也正是梁冬最看重的东西，对于节目所展示的超强脑力，譬如从五千个魔方中找出一个变化了的色块，梁冬说，“我一点都不care”，因为“这些东西在电脑面前毫无意义，最强的人脑都是用电脑来检验的，你拿个扫描仪立刻就能测出来”。他拿让他痛哭忏悔的周玮举例，“他算得多牛多快和他所受到的命运的捉弄，哪个更值得我们去体会和感受？显然是后者。”他觉得《最强大脑》的意义在于令普通人开始反思，所谓的超级能力到底意义何在。“今天你感慨选手们的超强记忆力，可是当年一个话务员随随便便记几万个号码；现在大家还能把车开回家，估计再过二十年谁能不用导航把车开回家就是特异功能了，会开手动挡就可以参加选手节目了，你把时空设想一下就知道了，那你是要欢呼科技进步生活便捷还是悲哀人类的退化？和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 　　梁冬的关注点显然与节目坐镇的科学家魏坤琳有所不同，于是两者的各执一词逐渐成了《最强大脑》的另一卖点，梁冬笑称自己的想法“在理科生的眼里都很二逼”，不过在文科生的眼里，大概理科生也是一种冥顽不化的生物，“科学是以反科学为标准，它注定短命，因为新的科学家总是以否认以前的科学家为使命，对标准抱有怀疑才是科学精神。”梁冬欣赏《最强大脑》的一点，在于它给文科生和理科生一个对话的平台，外人看起来是争执，他觉得底子是信任。 　　只不过再争论，梁冬的看法是不变的，在电脑的时代，人的价值在于同情心和想象力，而智力如何跟生活得好不好往往与不那么相关的两件事。“我身边那么多有钱人，不见得有我聪明，我也比很多人更不聪明。聪明如果只是靠单一项目的量化就没多大意义了，譬如节目中多次出现的记忆能力、鉴别能力，绝非脑力的全部，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更容易表达；还有许多脑力不能表达，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梦，能把负面的情绪向正面的转化，我会觉得你脑力很强，但它们不是脑力科学研究的部分，就容易被人们忽略。”他觉得这是大众传播时代智慧的悲哀，因为智慧不可测量也不可被看见，但如果一档娱乐节目能引发这样的思考，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一群人的高智商结盟 　　华灯初上的淮海西路，都是行色匆匆的人，一个艺术创意园区，一场“聪明人”的聚会刚刚才上演。20多位门萨会员从上海及周边的各个城市赶来，为一位从外国回来的会员接风。 　　杨冰阳也在其中，作为中国内地最早加入门萨的会员、这位门萨前主席是让这个组织以及加入这个组织的那些“令人好奇”的聪明人为人所知的重要人物。 　　聪明人如何找到聪明人 　　“前几天在昌平拍大片，正在水里摆pose时，接到短信让我去收来自英国的邮件。打开一看，考过啦，会员编号是54374，接下来只要拿证就可以啦。大陆没有分会，所以我拿的是门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