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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示 　　摘要：民国时期领域广阔、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更在于其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为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 乡村建设； 梁漱溟； 晏阳初；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4-0172-03 　　 　　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农村极为严重的衰败问题,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开展乡村教育,探索乡村改造与乡村建设的道路,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乡村教育运动。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是主要代表。 　　 　　一、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维逻辑起点 　　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1]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2]与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20世纪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出发,提出实业、科学、教育救国。1921年，黄炎培即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施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思想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3]晏阳初认为，教育能够担负起支配国家前途,改造社会的责任。因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乡村,通过乡村改造,以图“民族再造”。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为“愚、贫、弱、私”。［4]因而主张用“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加以攻克,并采用“三大方式”(学校式、生活式、家庭式)进行推动。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5]救治的药方“要靠乡村建设建起新的乡村文化礼俗,恢复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6] 　　（二）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是其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民盟主要负责人之一。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更多的人开始痛苦的反省：“吾国之病源何在耶？向谓种族问题为之梗也，救之以革命而病如故；向谓专制政治之厉民也，药之以共和而病亦如故，是必有一较深之原因”。［7]这深层的原因何在呢？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8]梁漱溟和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关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从本质上和全盘上加以考虑,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的“愚、穷、弱、私”、帝国主义、军阀等问题。［9]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几十年来外力的侵入,使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已经崩溃和动摇,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人民新的政治习惯做起,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10]他指出，西方文化无论相对于东方文化如何先进，却不能全部照搬照套，因为：如果一般国民不能改变东方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徒然更改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