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docVIP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摘 要]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梁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伦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5-0006-04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激荡，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艰难地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作为中国文化最执着的守望者，梁漱溟不赞同维新革命，认为它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是“先进后进自己捣乱自己否定之一部滑稽史”[1]106。在他看来，“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亦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此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1]110。由于中国社会从组织构造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从农村入手”便是“民族自觉”的出发点。在梁氏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不是“贫、愚、弱、私”，而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没办法”[2]22。因此，梁漱溟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的伦理特性出发，发觉乡村的破坏，并由此认为，进行一场以伦理精神的改造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建设新社会组织构造的“最后觉悟”。 　　 　　一、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的伦理特性 　　(一)伦理本位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社会自中古以来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反复不已”[2]25。而这种反复的根源，恰恰是因为西方人始终是在集团中生活。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因缺乏集团生活而无法映现个人问题，从而使“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伦理关系在社会构造中的特殊地位得以凸显。人自出生起便在与人相联系中生活，并由此产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情谊关系，也随之带来亲疏厚薄渐次应尽的义务。 　　进一步而言，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情谊关系，必然依循“以对方为主”的人类情感特征，“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2]25。由此，中国社会也就成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其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第一，社会方面。家庭产生的天然关系是最基本的人生关系，人必“亲亲”。家庭关系无任何缺陷是人生最圆满的事情，反之，鳏寡孤独等家庭关系的缺憾是人生之大不幸。由家庭、宗族在相互情谊基础上约定的礼俗不仅影响家庭成员，而且渐次推及影响到师徒、邻居、朋友等。第二，经济方面。按照财产的大小、亲戚关系的远近而产生“分财”或“共财”之义。同一家族内的自家兄弟、亲戚以至朋友，应在经济上互相体恤、互相帮助，彼此承担或重或轻的义务关系。换言之，在情理的影响和约束下，一个庞大的伦理经济体实现自身的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第三，政治方面。由家而国，即全国上下依靠家庭伦理教化的延伸安排政治组织。在君臣、官民之间，不存在如西方的个人、国家、法律之强制约束，只有依家庭情谊推及的一系列伦理关系。按照伦理关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承担相应的伦理义务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伦理关系相安的同时，政治关系也达到理想与和谐。 　　(二) 职业分途 　　在梁漱溟看来，从中世纪农奴与贵族的对立到近代资本家与劳工的对立，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始终存在。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始终无法真正分属两部分人，因而无法出现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伦理性原因，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职业社会而非阶级社会。在中国，土地因可以自由买卖而具有随时转移性和分散性，较难形成垄断。加之对于遗产采用不同于西方长子继承的均分制，难以形成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资产集中和资本的绝对性垄断。由此，“生产工具被一部分人垄断”这一阶级对立社会的产生基础无法形成。生产工作者在生产工具上各自劳动，取得相应的劳动成果，只存在一种职业上的区分。在政治上，中国社会各阶层具有均等的参与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谓是中国社会政权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社会采用通过考试制度选拔的官吏制度，使其政权不似西方社会那样垄断于贵族手中。士、农、工、商并列为四民，其间只是职业分工的不同。并且，四种职业具有流动转换性，希冀参与政治的农、工、商均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踏入仕途[2]25-27。 　　 　　二、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传入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