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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篆形象性特点 　　摘要：语义除具有抽象性外，还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等手段，就可以发现语义形象性主要保留在词的区别性义素中。这一特性在汉语中，以基础范畴发展起来的下位词最有典型性，这对应于《说文》中的部首下属词。语形是记录语义的，所以与核心义素与区别性义素相对应，形素中也有核心形素和区别性形素，而小篆的形象性主要体现在一个字的区别性形素上。 　　关键词：语形 形象性 核心形素 区别性形素 　　 　　一语义的抽象性和形象性的统一 　　 　　谈语形的特点之前先谈谈语义的抽象性问题。 　　从传统的语言理论而言，语义的获得是通过人的大脑对外界事物或现象的概括这一途径来实现的。从思维上讲，首先人是对外界的事物进行概念化，将一类类事物进行分类，再抽象出此类事物的最共同的本质的核心要素，这就是概念。而词则是对一个个概念的语言上的表达，换言之，由于语言与思维的复杂关系，语义也就对应于思维范畴中的概念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语义与抽象性划上了等号了。黄伯荣先生认为，词的概括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词的抽象性。“例如‘改革’便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字改革等各种各样的改革。词义为了准确一表明这个词所表示的对象的范围，便须舍弃‘改革’的具体的个别的特征，概括出对象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这就是词义的概括性。”的确，词义是存在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而且必须有概括性才能更好的对外界事物和现象进行认识。但是，是不是词义中就不存在有形象性的要素呢？如果没有，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存疑： 　　一、我们在对一类词进行义素分析时，被分析出来的部分义素项往往比被分析的词更具有形象性，至少可以说，这些义素项具有表象或表征的特质。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例子就可以不难发现这一现象： 　　“竽”、“迂”、“芋”、“?”，这几个从“于”得声的字，大多有“大”义或与“大”义相通。《说文?竹部》：“竽，管三十六簧也”。而《说文?竹部》：“笙，管十三簧也。”“竽”与“笙”相比，“竽”为乐器之大者，而“笙”为乐器之小者，从“生”得声者如“星”等字，亦有“小”义。《说文??u部》：“迂，避也。”段注：“迂曲回避，其义一也。”王念孙氏认为：“凡远与大同义，远谓之荒，犹大谓之荒也。远谓之遐，犹大谓之假也。远谓之迂，犹大谓之?也。”《说文?草部》：“芋，大叶实根骇人。”依许看来，“芋”这种东西不仅大，而且还大得吓人一跳。《说文?言部》：“?，诡?F也，齐楚谓信曰?。”段注：“按：‘信’当作‘大’，《释诂》：‘?，大也’，《方言》：‘?，大也。’”依段与王看来，“?”就是“说大话”，“大话”往往其言不真不实，则为“诡?F”矣。所以，所举之“竽”、“迂”、“芋”、“?”，皆有“大”义，但“大”的领域有所区别。如果从语义场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这种区别就更明显： 　　竽【竹制器乐】+【大】 　　迂【有关路程】+【大】 　　芋【草之一种】+【大】 　　?【言辞方面】+【大】 　　它们共有一个核心义素【大】，但它们还具有区别性义素，分别是【竹制器乐】、【有关路程】、【草之一种】、【言辞方面】，而这些区别性义素或表具体事物，或表具体行为。相对于核心义素而言，具有相当的形象性和实在意义。所以，下位词中的区别性义素具有两种物质：一方面，它在同一语义场中，区别于其它成员；另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词的语义构成中，突显了语义的表象层面。 　　其二，语言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它的语义是明确的，具体的，形象的，如果语义（词义）是抽象的，它又是如何或以何种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古代汉语，主要是通过以一个词为基础，以辐射的方式将这个词的一些表象特征释放，形成它的下位词，这些下位不仅拥有这个词的抽象语义，更拥有这个词的部分表象特征。“很多下属词汇来源于等级范畴词汇，一些下属范畴词汇是由两个基本范畴词构成的复合词。最有意思的是那些看来是隐性的下属词是由合成词或短语式词语演变而来的，是有理据的。另外，在基本词语从基本意义（一般为原型意义）向外扩展过程中，其词汇多是不可分析的隐性词，而下属词多是在基本范畴词汇基础上产生的。由两个基本词构成的合成词或是利用基本词在认知域之间的投射或突出事物某些具体属性（隐喻或转喻）发展而来。” 　　 　　二小篆以形表义的特点 　　 　　语形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形象可视性。首先，它的本身是可视的。它主要以线条的方式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的实物和思维中的成果、社会中的事件。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分几个方面来论述： 　　（1）象形字：如“山”、“木”、“日”、“月”、“石”、“井”、“丹”、“果”等。在象形这一类型中，又可以分三类，一类是具有纯表象意义的象形字，如山、木；第二类是象形+区别性形素，如“日”、“月”。在甲骨文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