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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左传小国礼制外交 　　摘 要：春秋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那峥嵘岁月里演绎的是群雄争霸的一幕幕血腥。争霸的结果是强者更强，弱小的国家常常委曲求全于大国之间。而这些弱小的国家经过几番的被掠夺和兼并，逐渐被历史抛弃。然而在这“无义”的春秋史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小国家仍能周旋于大国之间，他们与大国抗衡的武器乃是大社会背景――“礼乐崩坏”下仍为人所重视的礼制文化。 　　关键词：春秋 “礼乐崩坏” 《左传》 　　春秋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那峥嵘岁月里演绎的是群雄争霸的一幕幕血腥。争霸实则是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来争取更为广阔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争霸的结果往往是一些较强的国家变得更加强盛，而相对小一些的国家便随着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而被不断瓜分，最终被历史抛弃做了养“花”的“春泥”。而在这些小国图存的道路上，他们采取的是避重就轻的策略，即不正面与大的国家进行军事上的交锋冲突，而是面对大国的无理蛮横以“道义”的力量――礼制外交来减少生存的压力。 　　一、《左传》小国的命运 　　《孟子?尽心下》篇云：“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征伐自天子出”才是正义的，才是合乎道义的，除此之外的“敌国”①之间是不能相互攻伐的，如果敌国之间相互攻伐则是无义之战。春秋这段历史正是诸侯割据争霸的历史，而争霸的过程即是“敌国”之间的掠夺和兼并战争，是无义之战――更不必说那些自下而上的战争了。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即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王国各相安逸的日子已经越走越远，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内异心四起，都为自己的将来“盘算着”，所以才有了如此之多的“非礼”之举，以至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更有出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那些大国都是在吞并了若干小国家的基础上雄立着的，比如晋、楚；而次等国家则是建立在吞并更小的国家的基础上，比如郑、卫。这就有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意思。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强凌弱的局面，且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问题就在于，大国和这些次等国家的矛盾。如果单靠武力要取得绝对性胜利的话，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大国除不得已而战，多是在政治上对小国施加压力以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由此看来，小国的生存命运确如累卵般岌岌可危，既要忍受大国时不时的战争威胁，又得向大国定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放之如今俗称“保护费”。这是不合理的“非礼”现象，然而弱肉强食本就是历史险恶的一面，它的书写只属于胜利者，失败者唯有服从更有何言。即便这样，小国会努力为自己争取一定的利益来减轻生存的负担。在小国的思维里，军事手段只是无畏地牺牲，所以他们更多的是避重就轻，借助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所以小国的外交辞令就在《左转》里显得尤为突出，也异常精彩。 　　二、“礼乐崩坏”与以“礼”制衡 　　周王室东迁后，实力式微，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此时东周王室基本上丧失了号令天下的权力，甚至沦为与诸侯国雷同或更小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土地、军事、文化以及人事任免等诸多方面。此时的周王室可以说是名存实亡，空有其壳而了无其实。然而，礼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在规范言行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即便周王室已经衰微。虽然孔子感叹“礼乐崩坏”，但是“礼”在春秋时期仍然为社会所重，在人们的心中仍然占据着较高的地位，尤其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礼的规范和约束力仍然不可忽视。因为周王室仍然存在，即使已经满目疮痍。周王室就像一杆大旗，只要旗帜尚在，就代表着周礼的时代仍然存在。况且一种文化还有它自身的惯性，它也不会随政治的兴衰而发生太大的改变。所以说在那个注重礼制的时代，任何外交活动成功的前提首先必须要符合礼制。所谓的礼制就是周王室建立之初借鉴夏商的先礼所定制的适用于周王朝的，并且含有明显尊卑等级观念的言行规范。而在春秋时依然要符合它，毕竟重“礼”是有深厚的社会根基的，这个时期的大环境仍然是礼乐文化。 　　比如在僖公三十年，“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此时齐国已经是北方强盛的大国了，齐国的使节庄子在争取小一些的盟国时并没有因国力的强盛而表现得骄横，而是谨小慎微，“礼成而加之以敏”，如履薄冰，以一种谦恭的态度尽力争取，显示出了大国风度。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臧文仲折服，才有后来文仲向其国君建议入盟的过程。整个过程我们能看到这种礼的存在。这说明大国和小国，失礼的一方都会招致非议的口实。所以当小国受到一些强横的大国非礼待遇时，较小国家的外交人员会以大国的要求是否合于礼制来与此周旋，可以说这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