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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死缓制度改革 　　摘 要: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死缓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并阻碍了它实际作用的发挥。本文从死缓制度的弊端入手,试图完善这一制度,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死缓制度;威慑力;不得减刑与假释的无期徒刑制度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3-035-02 　　 　　一、死缓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 　　 　　(一)死缓制度的起源 　　新中国的死缓制度,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有萌芽。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规定了一种叫“死刑保留”的制度。该制度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被认为有可能改造成一位好同志,那么就给其一个保留期间。该期间的长短一至五年不等。在此期间,如果发现犯罪分子又犯了其他重大罪,则由法庭重新审议其罪行,即很可能执行枪决。[1]但由于该制度只在少数地区使用,而且规定得不够完善,与当今的死缓制度仍有较大差异。 　　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凡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公布,[2]其中对死缓制度的适用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死缓制度公布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文件也做了批示。 　　(二)死缓制度的发展 　　死缓制度在新中国正式确立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死缓制度的应用,有利于稳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政权,使得我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势力在我国仍然错综复杂,死缓制度的适用稳定了政治局势,有利于新中国快速走上经济发展的轨道。 　　此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坚持适用死缓制度。在1979年的刑法以及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死缓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死缓制度考验期内决定是否执行死刑的理由也由原来的“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为“故意犯罪”。 　　应该说,死缓制度这一创立于我国的独特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制度希望给犯罪分子以较大的威慑作用,又给其一条出路。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历来主张的少杀、慎杀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死缓制度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死缓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死缓制度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近些年来,从各地法院的判例来看,死缓制度的一些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死缓制度威慑力下降 　　作为一项刑法中的制度,死缓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发挥其应有的威慑作用。在刑法的修订过程中,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威慑力应该是仅次于死刑立即执行的。而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死缓制度的威慑力有下降的趋势,作为死刑制度的一种,其威慑力已经与死刑立即执行相去甚远,甚至在有些人心目中,其威慑力也只比无期徒刑稍高。作为一种生命刑,同时也是体现我国“少杀、慎杀”政策的刑罚,死缓制度的威慑力亟待恢复。 　　(二)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诸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的判决历来是非常谨慎的,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的复核权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些死刑案件里,有的缺乏定罪的直接证据,大部分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有的案件中检方的证据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也就是不能完全肯定是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还有的案件中,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解释清楚,并且无法达到判处死刑的证据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比如2009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一起发生在云南的贩毒案件,湖南湘潭人莫玮琪和谢开其误把毒品偷运入境,被海关查获,一审二审均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死刑,再审过程中,云南省高院仔细调查案件事实,认定两人没有贩卖毒品的主管故意,因此认定二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于2009年7月17日判决两人无罪释放。云南省高院做出了正确的判决。而在有一些案件中,比如大家都熟知的佘祥林杀妻案件中,虽然最终佘祥林得以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但其中的曲折,仍然给我们警醒。由于指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佘祥林理应被判决无罪,但法院最终判决佘祥林死刑缓期执行。在这类案件中,死缓制度沦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或者受到民间呼声与舆论的影响,或者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压力,在无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便于判处无罪释放的情形下,则只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这绝不是死缓制度的立法本意。 　　在一些司法腐败案件中,死缓制度也成了犯罪分子攻击的重点缺口。由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两种判决结果的差异过大,名义上均是死刑,实际上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有些徇私枉法者以此为突破口,以判决死缓代替死刑立即执行,放纵了犯罪分子。 　　对于一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死缓制度也无助于缓解他们心灵上